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李靜君在這本書中討論了在香港和深圳兩間由同家港資公司所經營的工廠中的勞動控制和治理至（factory regime）。她指出，這兩間工廠所處的地理位置不遠，因此基本上由同一批經理人在管理，同時因為不論是在英殖香港或社會主義中國下的地方政府對於工廠的態度基本上是採取放任主義且不會有太多的干涉和介入。在這種國家不介入且不提供工人足夠支持的狀況下，如果依照Burawoy的看法，在工廠的內部必然會生成專制體制。但在李的兩個工廠案例中，只有深圳廠形成了專制體制，而香港廠則是截然不同的霸權制度。基於外在政治社會環境類似，且是由同樣的高層管理，結果卻在兩個工廠內形成截然不同的工廠體制而和Burawoy對工廠體制的討論不盡相同，這使得李試著去探問，是什麼因素形構了這兩間工廠內的工廠體制？

      李認為，Burawoy以階級為基礎的討論「生產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確開創了一條新的取徑，幫助我們看到了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 生產裡任務所需具備的技術和社會組織）和生產機器（production apparatuses, 規範和磨塑工作現場政治的機構），並佐歷史材料的比較而創造出工廠體制這個可以連結階級宰制中微觀和宏觀層面的概念。這使得Burawoy可以把工廠內的勞動過程和工廠外的國家制度、工會力量等等連結起來，從來形成了對專制和霸權體制的區別，而這是過去勞動過程理論的研究者們所不曾注意到的差異。

         不過，即使是Burawoy的理論具有如此的開創性，但是李批評說，Burawoy過於強調階級的重要性，因此對於理解女工的狀況幫助其實不大。相較於男工，女工更難仰賴國家或者企業的力量去得到再生產其勞動力所需的資源，而必須仰賴地方性的人際網絡或者親屬和家庭連帶中所能取得的資源。這些組織和資源取的方式，都是來自於性別化的組織且內化在地方的勞動市場中。李因此認為，正是這些不同的勞動市場特徵，決定了兩個工廠中的治理體制的差異。因此，李主張，在探討工廠體制的時候，必須加入性別的層面。

      李進一步的引伸，女性主義者指出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Burawoy本人都忽略了階級宰制中性別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在工作的場域中從未缺席，而往往是被當作產業預備軍而成為階級宰制中的一環。女性主義者指出了這一點並且將性別的面向帶入到關於工作的討論中，從而造成了典範的轉移，並且提醒了我們性別時常被用來作為勞動控制的一環，同時也是在意識形態、組織和認同這三個層面中運作的權力過程。不過，當性別也是權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子的同時，這樣的性別也受到了社會、政治機構的塑造。由此，女性主義學者將性別帶入了工作的討論中，並且使性別在勞動過程中成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接著，李則是指出了在香港和深圳基於勞動市場的差異性而在廠內生成不同的工廠體制。香港廠中形成了家族主義式霸權體制（familial hegemonic regime），而在深圳廠則形成地方主義式專制體制（localistic despotic regime）。在香港的家族主義霸權體制中，李指出這些多半已為人母的女工們之所以願意留在香港已經屬於夕陽產業的製造業工廠中繼續工作的原因，是因為Liton這間工廠的工作時間安排使得女工們可以同時兼顧全職工作和照顧家庭的需求。這些為人母的女工不僅以可以好好照顧家庭，培養後代使之衣食無缺平安長大作為其定義自身女性認同的主要元素，同時也是正當化自身辛勞的主要支撐。而Liton的管理階層所採取的「人性化」管理策略和措施，比如說允許女工因突發事故中離而不扣薪水不扣缺勤，以及其他使女工得以兼顧家庭的工時安排，這些都使得女工們心甘情願的捨棄更高的薪資，留在Liton成為長期穩定的、流動率超低的員工組成。換言之，在香港Liton中，藉由融入了家族主義的勞動控制政策，使得香港廠擁有一批穩定、經驗老到且樂於和經理合作的一線員工。而這些女工也因為對於Liton的工作安排感到滿意因此會自律的不打破這些為了可以滿足家庭照顧需求而得到的福利，並且自願順服於工廠的管理之下。由此，構成了李所謂的家族主義式的霸權體制。

      而深圳廠的狀態則迥異於香港，Liton在改革開放之後前進深圳，並在當地雇用了大量的農民工入廠工作。這些「打工妹」除了在地粵籍或者福建的工人之外，也有為數不少來自中國數各北方或者更內陸的省分。不管是來自哪一個省分，這些農民工的移動軌跡，多半都是先有「老鄉」在Liton工廠內中做，能夠從工廠得知內部的聘僱消息，然後把這些消息傳回家鄉，讓家鄉中有意外出工作的女性們可以在恰當的時機前來應徵。因此，工廠中的勞動力再生產，是循著地方主義的路徑去建築。而在勞動控制上，則是藉由提拔來自某一省分的男性成為領班，以這些男性在漢人父權社會中既有的權威位置去控制其他來自同鄉的女性勞動者。除此之外，由於這些「打工妹」多是年輕女性，因此外出打工時，即便不純然是接受了家戶經濟需求的安排而缺乏煮體性的慾望動機的結果；但年輕女工們依然要和父系威權得到妥協，在有同鄉工作的工廠中工作，即是這種妥協下的產物。一來年輕女工們被託付給同鄉親族長輩照顧和就近監視；二來工廠被視為是一個有紀律、性別界線分明、不用拋頭露臉而合適年輕女性並且不會損及其婚前名聲的工作場合。由此，使得廠內的勞動控制得以依循著李所謂的家族主義式的專制體制開展。

      除了建構和鋪陳兩地勞動市場的差異對於工廠體制的影響之外，李同時也以另一組概念「打工妹」（maiden workers）和「主婦工」（matron workers）比對兩地女工特質上的阿易。「打工妹」常被用來指稱深圳的女工，對於這些女民工來說，工廠工作只是命中的一個暫時性的階段，是滿足未來人生規劃的經濟基礎。而香港這邊的「主婦工」則通常是年紀稍長，有家室小孩的工人。這兩種不同的形象說明了女工本身也會因為自身的利益、需求，以及對於自己身為女性的定義，來選擇順服或者抵抗制體制。換言之，探討性別在工作中的影響並非把女性加入分析的架構中即可，而是必須注意到女性自身也具備多元形貌，且複雜性不可忽略。

      李用了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工廠的特殊性，很精彩的呈現出和Burawoy以階級為主要軸線來解釋工廠體制的形成原因截然不同的切入方式。她強調了地方勞動市場以及性別化的社會組織，都是形塑工廠內部的治理體制形貌的重要因素。由此，李不僅建議了一種以「關係式配置」（relational setting）的角度去瞭解工廠體制的切入方式，同時也主張我們需要一種「性別化的生產政治理論」。李主張工廠體制本身就是性別化的，且性別出現在各種過程、實踐、形象和意識形態之中，同時也是在社會生活的不同快中分配權力的一種機制。也正因為如此，就像Liton的例子所指出的，即使在國家不干涉的狀況下管理階層有著很大的自主性去決定其管理策略，但是最終工廠體制的生成，還是需要跟在地的勞動市場，性別相關的社會組織纏繞在一起之後才得以成形。由此，李開闢了一條不同於Burawoy，加入了性別面向的討論途徑。

      對我來說，李的這本書討論精彩且理論耙梳簡潔扼要，同時還非常有理論推進的意義。在理論的層次上，本書的貢獻在於「加入性別的層面之後，我們可以如何深化對於工廠體制的理解？」我看到的是，李以性別角度，去架接了外在社會的性別相關的社會組織如何影響到工廠內部生產政治的興成。相較於過去其他的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說，對於在父權體制中的女性煮體性，有了更細緻的描繪並且給予了更多理論上的解釋力，而不再只是單純的經濟決定論式的討論。這個部分對於女性主義的工作研究，也是相當顯著的推進。

      不過，在強調了地方勞動市場特性之際，李把Liton的管理階層當作了不變項，是整個分析中缺席的因素。在李的分析中，這些管理階層因為是同一批人，因此預設了他們有著相同的管理思維，而這個思維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Be Water”的狀態，由是可以因地制宜的讓地方因素形構工廠體制。這樣的分析路徑不論是和我再田野中看到的，或者是McKay對菲律賓的討論，都呈現出很不同的形貌。換言之，我覺得李強調了性別的重要性的同時，低估了，或者說，將資方對於工廠體制可能造成的影響存而不論了。

      這樣的切入，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依循了女性主義研究者的進路，亦即強調在地性別意識形態、社會組織、分工、刻板印象對廠內勞動控制策略造成的影響。頂多加上經理本身的性別觀點，由此共構了勞動控制策略這樣的一套分析架構。但是，這不禁讓人想要問，加入性別的層面之後，就真的窮盡了所有影響勞動控制的因素了嗎？資方的角色就真的如流水一般的無形且隨遇而安嗎？這是李未處理而有待探問的一些問題。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Jean Comaroff 的這本書可以放在如同Eric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一書中，對於世界體系理論的反思。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由核心國家席捲到邊陲社會時，地方社會其實並不如世界體系理論所言的毫無抵抗的能力，舊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傳統的文化安排都會被資本主義摧枯拉朽一般的毀壞。Jean Comaroff在這本書中想要描述的是，在殖民和工業資本主義進入Tshidi的時候，此地的Tswana人並非在權力轉移、生產模式改變、政治機構和運作遞嬗的狀況下出現了文化流失、摧毀的狀態。這些外來力量的進入隨著各地既有組織的差異和互動型態的不同，而在相互遭遇的過程中生成了不同的聯屬狀態。

    以Tswana為例，Jean首先從歷史事件、前殖民時期的社會文化秩序談起，說明此地在接觸到西方殖民勢力之初，其政治上的競爭狀態性別分工以及象徵系統上的安排；同時，以描述了當地人對於傳教士以及其所帶入的觀念和物品的看法等等。在這之後，Jean也討論了二十世紀之後，更大的外在社會，如南非所施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等等更大的政治經濟脈絡對於Tswana人所造成的影響。

    在建立了這些由事件史、歷史人類學的材料所架構出的脈絡之後，Jean接著討論了Zionism的生成，Tshidi Zion這種新興宗教是如何援引、挪用、雜揉上數各個不同時期的體系內的種種元素，由此生成一種具有一致性且整合的 "Counterhegemony" 來對抗既存的社會文化霸權秩序。

    由Tshisdi Zion的例子，Jean反對的是那種世界體系理論底下，西方學者用一種充滿我族中心主義的思維去考察和尋國家的社會文化力量對於邊陲國家的影響。在這些充斥著我族中心主義的觀察中認為，核心國家的社會文化力量伴隨著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腳步入侵到邊陲社會後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但Jean認為如同Tshidi Zion的發展過程所說明的，全球/地方勢力的互動並非為一種決定論式的取代性關係，而是一種動態聯屬/接合（articulate）的過程。

    那麼，對於作者來說，Tshidi 和南非外在社會的接合過程是以怎樣的型態發生的？對此，她的回答是認為，Tswana人在面對著外來勢力進入的時候，並不是單純的被新引入的制度扯入時代的洪流之中；相反地，他們有著利用自身歷史和社會文化條件相應對的方式。誠然，Jean Comaroff也承認這種全球化的力量最終還是將大部分的Tswana人拉入了薪資勞動、市場經濟、商品化等等的廣大經濟體系之中，但是在這個過程裡，如同Tshidi Zion這樣的宗教活動，擷取了過去和現在各種不同體系之中的象徵符號與概念，並且挪做己用，以符合支持者自身在現實世界中的經驗。

    換言之，這不是一個由無產階級意識取代鄉民道德經濟的過程，也不是一套酋邦退位而完全由西方殖民治理機構接手的歷史。作者想要透過Tshidi Zion的發展來強調的事，Tswana人的社會文化秩序，不論是在前殖民或者殖民時期，都應該由兩個層面的聯屬關係來理解，這兩個層面分別是：1. 一個正式的權力機器；2. 含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結構。正是因為殖民治理是一種壓倒性的力量，全面的入侵到在地的各種機構和常識系統之中，因此，在作者的看法中為，正因為殖民力量的全面滲透，因此反抗也是從生活的各個層面中發生的。這些抵抗未必是正面的、充滿戲劇性的戰場衝突，反而更多的是發生在日常實踐中、象徵領域裡的挪用，畢竟，殖民政權的滲透不論如何徹底，都不可能監視到所有存在的矛盾與衝突。Tshidi Zion的發展，即是在這種生活的個個層面中所開展的，而主要是在象徵領域中的抵抗。對於Jean來說，這種象徵領域的抵抗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在這裡，可以看到社會文化秩序和人的行動；以及不同系統之間宰制和臣服的歷史之間所構成的接合關係。Tshidi Zion的發展，就是在這種Jean 所謂的 "Dialectic in a double sense"下的產物。

    這本書中，Jean Comaroff所處理的主題以及對話的對象，身處在21世紀的我們應該不算陌生，但是使用接合（聯屬）的概念來細緻的呈現在Tshidi社會中，不同時期的各種體系之間是如何在遭遇的過程中，於每日的日常實踐裡，行動者因循著既有的社會文化秩序和可援引挪用的歷史情境來架接在一起。

    這種接合的狀態是在特定歷史時刻和情境脈絡中的行動者，以手邊可用的資源，在限定的架構中所採取的行動，這種限定的架構可以是特定的歷史情境如殖民主義，也可以是一種特定的權力配置關係。不管是哪一種，Jean Comaroff透過接合的概念，去說明，當工業資本主義伴隨著殖民勢力前進非洲時，對於當地人雖然的確產生了長期且重大的影響，但是在這個把當地人納入資本主義秩序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完全沒有碰到任何的阻礙和抵抗；相反地，在地人所能採納的抵抗形式甚至接納這些外來體系的過程，都必須以放置在特定的歷史遭遇中來理解之。

    這本書在我看起來，Jean Comaroff完全展現了她不管是對於理論的掌握，以及如何藉由理論的架構鋪陳超級細緻的民族誌資料的能力。雖然因為對於非洲區域的研究相對陌生，因此在掌握民族誌材料的時候有相當苦手的感覺。不過從任何角度來說，這都是一本並不好上手，但卻絕對值得一閱的好書！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

    這是一本很特殊的民族誌，Anna Tsing在世界各地探訪了幾個國度中不同的松茸森林。這些森林的共同特質都是噌經為人類深刻的干擾和破壞，而也是因為有這些人為的干擾存在，所以才能夠從森林中長出松茸。

    松茸作為一種日本人餐郭漲歷史悠久的食材，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由日本的森林中採摘供應的。而松茸作為一種真菌菇類，有著神秘的身世，它至今無法在人類的實驗室中被培養出來，而且對於生長的環境要求嚴苛。不過，這種嚴苛並不是說松茸需要生長在原始的、不曾受過破壞的原始林中；與此正好相反，松茸需要生活在那種為人使用、干擾過的森林裡，這樣的森林可能在過去的某個歷史十段中，因為現代性思維指導下的經濟活動，而被集約、規模化的利用。原始林被砍伐殆盡，然後是整齊、年齡相同、科學畫復植且具有現代經濟價值的次生林。再之後，則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這些次生林最後也失去了經濟價值，然後被資本主義生產給遺忘，最終成為Anna Tsing筆下「資本主義的廢墟」。正是在這種廢墟當中，可以找到松茸的身影。

    Tsing指出，在這些被資本主義所遺忘的生產廢墟中，因為松茸的生長，因此也聚集了一批因為各自的原因，被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邊緣人，這些帶著各自的故事和背景進入松茸森林成為採集者的人們，使用各自熟悉的方式，在這些被資本主義遺忘的角落裡，搜尋著Tsing所謂的「殘餘價值」，並且進行「殘值積累」；同時，追尋各自意義的「自由」。

    相較於「原始積累」必然生成於控制生產的過程中，「殘值積累」在Tsing的定義中，是企業在不控制商品生產條件的情況下聚斂資本的過程。換言之，和工業革命後那種集中發生於工廠之中，受到精密控制的原始積累不同之處在於，財富發生於前端生產過程不受管控的狀態。Tsing強調這種殘值積累同時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內部和外部，它應該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部分，但與此同時，卻又必須要以另外一種和過去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用Tsing自己的話來說，是以一種民族—圖像的方式，來理解這種殘值積累的過程。

    換言之，在Tsing觀察中，她發現的是這種不受控制的前端生產過程中，是一種每種不同的群體在積累財富時，會因為各自的民族背景，而採取不同的方式，並且對於同樣的松茸採集一事，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義。在這種狀況下，雖然松茸最終也將商品化，並且透過轉譯的過程而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鏈之中，但是在前端生產的這個部分，呈現出的卻是一種不穩定、充滿差異性的生產型態，過去那種以工廠、規模化大量生產以追求極大化利潤作為思考背景的「原始積累」概念，在面對同樣也被商品化的松茸生產時，則顯得不足以解釋。

    於是，Tsing考察了位於北半球數各能夠採集到松茸的森林，以及這些森林中的採集者，用一種近乎破碎、斷裂的方式敘說這些人各自的故事。然而，正是這種帶著各自的破碎、斷裂和殘缺不完整的故事踏入這些松茸森林中，反而是這些採集者們可能是唯一共同分享的特質。因此，這樣的破碎和殘缺，反而較諸系統性的描述分析更貼和那個Tsing以「聚合」（Assemblage）或者「複音音樂」這種概念所描繪的實景。

    Assemblage 和Community這兩個概念最大的差別在於，Assemblage缺乏目的性並且導向開放性的合作關係。在Assemblage的狀態下，人、松茸、動物、森林，就是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間發生各種關係，但這些關係並非系統性、計畫性的，而是處於一種雜然併陳、各自連動卻不穩定的狀態。這種生計不穩和環境不定的狀態，正式<末日松茸>一書中，盡力去描寫的，由松茸這種特殊的存在，所開展出來的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經濟所留下的殘羹的故事。但正如Tsing所說的，當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倡議的那套規模化的經濟和生產模式，到了今日對於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多過於貢獻時，也許，在這些資本主義所遺忘的廢墟中，存在著新的可能性，讓我們得以從中探索人跟自然重新合作的不同型態。

    就像一開始所說的，我覺得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民族誌，缺乏過去一般的民族誌書寫中那種具有體系性的章節鋪陳，但是又以清新流暢的筆觸，放入了大量的民族材料，並且用這種民族誌材料作為引子，去鋪陳出在這一片又一片的松茸森林當中，可以帶出的新的理論和思考的方向。即使是一般的民族誌要做到這點都已經極為不易了，用這種相當不同的寫作型態來完成這個任務更顯得艱鉅。總覺得，Tsing這樣的書寫安排，像極了她在書中描述的松茸採集的過程。即使每個採集者可能都以其過去的經驗去組織每一次的採集活動，但是一旦到了現場，就需要感官全開的去「感知」松茸的存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節，都可能訴說著松茸的足跡和存在，而有賴採集人各顯神通的察覺。這本書，也需要讀者打開敏銳的閱讀感官，去查知在每一個敘事的細節中，所含藏的意義和韻味。

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

    這本書是透透過一個研究團隊合力把在富士康內部的勞動管理、環境以及底層工人在缺乏集體力量的狀況下對於富士康內部軍事化管理進行回應和抵抗的研究。本書涵蓋的主題甚廣，基本上當代工業社會學中幾個主要的命題都有討論到。從富士康的崛起與獲利談起，再觸及廠內的勞動控制以及這種管理策略對工人造成的影響。研究團隊同時也對工人進行訪談，透過工殤者或者自殺沒死的工人的證詞和生命史去重建他們在富士康中的工作經驗，並且呈現出他們在面對這種跨國企業與政府聯手的資本主義巨獸時的各種經驗與苦痛。
    從富士康的崛起歷程開始，富士康從台灣發跡然後在台幣高漲不利外銷出口加上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決定轉進中國，將主要的生產基地轉進中國之後，利用當地低廉且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逐漸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的成功，除了郭台銘自身的勤奮努力之外，也和其工廠內部精密嚴苛的勞動控制息息相關。自1990年代開始在珠國布局以降，截至2015年為止，富士康在珠國已經有三十間工廠，每廠雇傭八萬至四十萬不等的工人，旗下總員工數達140萬人。如此龐大的句型企業，內部有著層層分明的科層管理，且因為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和投資，使得富士康和中國的各級政府都維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
    以這樣的脈絡為背景，富士康對外打造「幸福企業」的形象，透過華麗的口號勾勒美好的願景吸引從中國西南部遠赴沿海地區尋找工作機會的年輕農民工；以他們的勞動付出去滿足以蘋果為主的企業客戶對於產品產其和品質的嚴格要求。對內則是以幾乎人性的軍事化管理日以繼夜的壓榨這些工人的勞動力直到工人們無法負荷為止。
    作為蘋果產品最大的代工供應傷，富士康為了滿足蘋果對上市時間和品質的要求，往往不停的提高每日生產目標，這迫使產線上的工人需要不停的加快工作速度，且嚴格的管理禁止他們在車間使用手機或者彼此交談。每個工人都像是被隔離在孤島一般的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以飛快的速度組裝著蘋果的產品，一天至少十二小時，一週有時持續七天的強度進行著重複性的勞動。
    在這樣沒有間歇的高強度下工作，使得許多工人因為身體或者心智不堪負荷而產生大量的離職、發生工安意外甚至是自殺。而富士康在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都是對外進行美化宣傳，宣稱富士康很在意工人的福利、生活以及勞動環境。但即便在自殺頻傳且產生公關危機之際，富士康對內依舊不停的提高產量以期趕上蘋果的銷售日能夠如期出貨。
    除此之外，為了確保足夠且穩定的勞力來源，富士康往往會和當地政府以及技職體系學校合作，以實習的名義引進大量的學生工。由於這些學生工和富士康並沒有正式的雇傭關係，且並不具有勞工身份，因此其勞動權益往往沒有辦法被法律有效的保障。除此之外，學生工不僅沒有辦法享有工人正常該有的福利，還需要受到富士康和學校的雙重管理與監控。又因為不具有工人的身份，所以富士康可以隨意資遣學生工而不需要負擔資遣費。學生工因此成為提供彈性化勞動力和極小化人事成本的最佳選項。
    當然，正式員工的狀況也沒有比較好。除了要面對超長的工時、管理階層的辱罵和嚴苛的管理之外，還要面對潛在的工殤與職安傷害。雖然富士康宣稱遵守地方工安法規也通常可以通過工安檢查，但是從工人的證詞中顯示他們常常暴露在潛在的危險之中。有的是在上工前不曾被告知操作安全須知，有的則是長時間暴露在有機溶劑或者其他化學藥品之中，且使用的劑量往往超過對人體無害的範圍且缺乏適當的防護措施而往往會造成明顯的身體不適。面對這種狀況時，工人們卻往往求助無門，因為公部門並不承認問題存在，因此，工人除了忍耐之外，就只有離職一途。
    除此之外，也有許多的工人跟公司發生契約糾紛，比如說富士康遷廠時對於不願配合遷廠的員工進行惡意調度，逼迫該員工自願離職，如果這樣還不願意離職，則曾經有發生過竄改出缺勤資料製造曠職紀錄然後解僱員工的案例。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工人尋求法律協助，也往往欠缺資源和證據來興訟。就算興訟之後，不僅需要經過漫長的失業等待，工人們面對的對手是具有龐大律師團和各種法律資源的巨型企業，透過法律途徑討回公道的案例並不常見。
    最後，即便上面種種惡劣的狀況頻繁出現，作者仍然不改樂觀的認為即便缺乏集體組織，但是90後的年輕農民工和過往的工人不同。除了比較在意工作條件之外，也擅長使用網路互通有無。同時，他們也有足夠的敏銳能夠意識到在出貨的高峰期間進行怠工或者其他強度不一的抗爭往往更有可能幫助他們爭取到勞動條件改善的機會，因為是否可以如期出貨是富士康最在意的問題；只要能夠成功的威脅到交貨日期，管理階層就相對容易妥協於工人的要求。只是，在缺乏有組織的集體力量支持的情況下，富士康的工人能夠在改善勞動條件的路上走到多遠，仍然有待觀察。

       

Satanic Mills or Silicon Islands? 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 By Steven C. McKay

    這本書企圖探討在菲國的高科技外銷加工出口區裡，四個不同企業的勞動狀況。McKay將其書中欲討論的主題分成三個部份：

1. 四國外資企業的組織與勞動控制

2. 菲國各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3. 工人對於不同形式的勞動體制的回應

    首先，作者設定其研究的對象工廠都是屬於高科技產業，有做半導體生產的，有做硬碟的。McKay認為，過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覺得高科技產業為了維持其生產的穩定性，所以會提供較多的正面動機給予其員工，使員工有較多的意願留在同一份工作上較長的時間。這和其他傳統產業相比，高科技產業提供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創造了較多社會學者所謂的Good Job（即福利優渥且工作穩定的工作機會）；這和以勞動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相比，是比較理想的工作狀態。把高科技產業和勞動密集產業放在一起，則共構了所謂的二元工作理論。McKay在這本書中企圖指出，這種二元理論以產業作為區隔的標準很可能是有錯誤的。

    本書所討論的四家跨國企業全部都是高科技產業，但是四家工廠都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勞動體制。從高壓強迫(despotic regime)到購買賄賂（purchasing regime)到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再到工作協商（Negotiated Regime） 。作者希望藉由這幾家企業各異的勞動制度來說明即使在高科技產業中，即使叫好的HRM或者具有工會而可以進行集體議價的協商制度，都不是必然或者常見的形式。McKay指出，在菲國的例子中，私人企業透過和政府共謀，採行他所謂的strategical localization的策略，來維持其傳統高壓的勞動體制運作。

    McKay指出，他做研究的這四家工廠中有三家的人力資源部門是有鮮明的反工會色彩的。因此，這三家跨國企業的人力部門雖然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手段，但是其目的不外乎是從聘僱開始一系列的勞動過程中，預防和削弱工人組織工會和產生集體性的可能。以Storage Ltd.為例，這家生產硬碟的跨國企業從聘僱開始，就鎖定偏遠鄉村中教育程度不高、年輕且沒有工作經驗的女性作為招募的對象。在取得潛在勞工的基本資料之後，透過對於履歷的篩選、面談和筆試等等的過程錄用其理想的員工。而在試用期屆滿之際，還會派員進行身家調查，以每一種方式去避免錄用一個可能同情工會的勞動者，而將工人的集體性拒斥在大門之外。

    透過招募這樣的員工，Storage Ltd. 可以訓練這些年輕女性成為公司所想要的狀態，以便利於之後的勞動控制。除此之外，由於這些女工來自偏鄉農村，即便Storage Ltd. 提供相當微薄的薪資，但是對於這些女工來說仍然是顯著的生活改善而願意留在工廠中。換言之，透過刻意篩選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弱勢的勞動群體，Storage Ltd.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去打造一個穩定而便宜的Coercive Commitment Regime。

    另外，也有的公司是在菲國私有化外銷出口加工區之際透過加工區開發商以及地方政府的協力下，聯手打造出一個所謂的「工業和平區」，亦即無工會、無罷工的生產環境。從園區設計之初，就以空間配置、進出入管制、場區保全和監視系統等等的配置，排除了工人進行集會組織的可能；甚至地點也都選擇在大城市的近郊，並且鼓勵工廠提供通勤運輸取代宿舍，利用這樣的方式，使得工人盡可能的散居在城市的各地而有最少的機會聚居，已達成防止工人集體化的任何可能。

    除了這些預防措施之外，在廠內也設計了不同於HR的ER部門，除了舉辦定期的員工大會讓員工發表各種意見和營造一種員工有參與勞動決策的假象之外，ER部門也負責解決員工之間的糾紛以及和管理階層之間可能的衝突。透過傾聽抱怨和具體解決個體勞工的問題，ER部門的設置可以個體化每一位勞動者，並以個案的方式處裡一切的糾紛而預防勞工的集體組織的出現；作者稱這種方式為HRM系統。

    不論是哪一種制度，McKay提醒我們都不該忽略國家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以非常長的篇幅交代了菲國近代政治發展史，說明在歷任的獨裁者統治下，菲國政府刻意的不執行其勞動保護相關的法令，並在經濟發展的大纛下，以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跨國企業的進駐。而提供一個相對鄰近國家如台灣、韓國來說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說英文，但是又沒有工會傳統的勞動人口，也成了政府招來外國資本很重要的一個賣點。大體上來說，菲國歷任的獨裁總統和拉丁美洲的獨裁者相比，對於工會有著很不同的態度。

    在拉丁美洲，許多的獨裁政權傾向於視工會為政治上的合作夥伴，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大多採取支持或者至少默許的態度。這使得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都有非常強烈的工會主義傳統。但相反地，在亞洲國家中，獨裁者傾向於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和組織，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採取敵視的態度。

    基於這些高科技產業對於穩定生產的需求和反工會的傳統，菲國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商落地投資，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系統性的打壓工會的發展，並以此來吸引外商。除了興建外銷加工出口區時利用空間設計和地點選擇來排除工人出現集體組織的可能性之外，地方政府還會於廠商招工之際，積極的協辦就業博覽會；甚至以地方官僚系統和基層警政系統提供廠商應聘者資料，協助篩選勞工並且打造溫馴的勞動力。

    在書的後半段中，McKay宣稱要給予工人聲音，探討她們對於這些不同勞動體制的回應。這個部份大致上不脫女性主義者的二元觀點。亦即一方面認為由於女性從事了受薪、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所以女工們得以在工作以外的場域中獲得更多的自主性，但於此同時，也不會挑戰到廠內經理的決策和勞動體制。

    另一方面，則是抱持著另一個傳統提醒女性得到工作賦權的同時，也需要飽受資本主義的深刻剝削。其薪資是資本主義和地方父權論述共謀操作下的產物，不僅微薄且無法支應基本生活開銷。加上種種升遷和工作機會上的性別歧視，McKay認為，只有在Discrete Manufacture 這家工廠的制度中，因為有女性為主體的工會存在，因此不管在薪資、福利、升遷機會乃至於工作權上均較有保障。作者由此主張，勞工是否擁有集體議價的能力，對於改善女性勞動權力和條件至關重要。

    對我來說，本來念這本書是以為他會詳盡的討論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企業對於勞動體制的選擇及其背後的原因，結果他沒有。不過作者是很好的闡述了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國家是如何和私部門共謀，打造一個有利於商業發展但卻對勞動者不友善的經濟環境。McKay很詳細的描述了國家透過哪些手段幫助私部門達到他所謂的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狀態。不過，與其說他重視的企業間勞動體制的差異，倒不如說他真正關注的是企業怎麼採行地方化的策略以遂行其所欲的彈性生產目標。他關注的是企業在地化其勞動體制的過程，因此和我原本的想像很是不同。

    除此之外，McKay提供的四個個案，清一色的都是以女工為主體的企業，這樣的研究對象讓他得以延續過往女性主義研究者對加工出口區的女性勞動狀況進行研究所建立起來的傳統，進一步的討論gendered labor force在不同地區的沿革和變異類型。McKay在書中的確有提到有些工廠有契約勞動者的存在，但是並沒有對此多所著墨。因此，派遣工對於生產部門造成的影響衝擊在這本書中是看不到的。

    最後，McKay強調國家的角色，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下，國家並非真的退為了，也不只是對相關限制鬆綁而已。在競逐全球市場的大餅和吸引跨國企業前往投資之際， 國家其實有比鬆綁經濟管制措施更為積極的角色；他認為其實這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個「去規範（deregulation)」，而是一個「重新規範（reregulation）」的過程。就這點來說，我想我在墨國看到的例子也許也符合這樣的描述。綜合論之，即使這本書討論的主題和我的論文沒有必然直接的關聯性，但是書中對於國家和私部門共謀打造的勞動控制手段有很詳實的描述，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倒是不妨一閱。

Assembling Women: The Feminization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本書作者Caraway 以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全球製造業的女性化趨勢進行探討。其研究方法包括對於單一國家進行深度的訪談和民族誌田野調查；跨區域、國家、產業的統計資料量化回歸，以及跨區域的比較研。作者企圖以此討論製造業女性化發生的原因，並以此討論女性進入新酬工作之後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勞動環境是否發生任何的影響。
    Caraway指出，過往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在討論產業女性化的現象時，往往都淪於只處理到表象，諸如將女性的就業和勞動密集產業以及外銷導向經濟政策的制定進行因果性的連結。作者認為其實產業發生女性化（或男性化）的原因其實更為複雜，而且有著區域、國家、產業、勞動中介機構角色以及女性勞動力供給等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其中的任一因素都有其影響力，而沒有任何一個是具有決定性的。
    Caraway以印尼的紡織、汽車、板材業的女性狀況為例，指出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產業之中，產業的女性化與否甚至有著廠際之間的差異。而隨著產業發展的軌跡、經理人對於當地性別觀念和工作職位的結合，乃至於女工在勞動現場的存在與否等等諸多因素，其實都影響到了一個廠是否發生女性化因素。換言之，作者的批判和提醒在於，她認為我們不該用單一的歸因來理解女性化於產業中發生與否。
    除了印尼的資料以外，在書的後半段章節裡，Caraway用跨區域、國家、產業的資料來討論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的軌跡。她指出政府和工會作為勞動中介機構在不同國家中扮演的政治經濟角色對於產業女性化與否有著重要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政策鼓勵勞動密集的外銷導向產業時，產業的女性化比較有可能出現；Caraway對此的解釋是由於勞動密集產業往往面對比較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經理人會有較大的動力去改善其生產力；而性別化生產在許多區域裡都被是為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所以女性化較有可能在這些產業中發生。
    相反地，資本密集產業面對的是一個寡佔、低競爭的市場，經理人比較缺乏動力去進行生產力的改善，因此即使在這些產業中如果女性化發生將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省人事成本因為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高技術、教育需求的產業中反而比較顯著，但是即使是這樣，女性化也往往很難發生在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之中。
    除此之外，Caraway也指出，工會的政治經濟角色以及集體議價力量的強弱，也決定了女性化發生的可能性。她以拉丁美洲、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跨區域資料進行比較說明此一論點。在拉丁美洲，由於民粹主義的長期影響，使得這個區域的工會普遍的跟政黨有著較密切的關係。在一國政治經濟發展中也有較為活躍的位置和影響力，這種國度裡，多為男性所把持的工會對於產業的女性化往往構成阻力，因此產業女性化在這些國度中較難發生。
    而東亞國家諸如韓國與台灣，由於民主化前的獨裁政權傾向於將工人視為政治上需要統治鎮壓的對象而非可以結盟的夥伴，因此工會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甚微，其產業女性化的程度因此較高。即使在民主化之後鬆綁了對於工會發展限制，但是大體上來說對於工人的態度以及國家和勞動階級的關係依舊維持不變。東南亞國家的狀況亦然，即使政府沒有對於工人有如東亞國家一般的敵意，但是工會對於女性化阻擋的力量一樣薄弱，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相較於拉丁美洲有著較高的產業女性化程度。

    Caraway以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態度架構這本書中一些隱藏的論點。比如說她認為中亞國家的女性就業率低並不全然是因為伊斯蘭教義對於女性就業的限制使然而另有其他原因。她以同為伊斯蘭教的印尼為例，指出當外資有大量勞動力需求時，這些文化障礙自然就會被經濟區力給移除；換言之，Caraway的分析框架裡頭，文化也許是相對來說最不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思維也可以從她相對粗糙的文化分析中看出。在她對於印尼當地的性別觀念進行分析時，她以印尼語中的一個詞：Kodrat說明性別分工。Kodrat這個詞彙指涉了男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她以這個詞彙說明當地管理階層是如何把性別論述和工作職位相互扣和，並且以此為佐證說明印尼工廠內的工作安排是一種性別化的產物。
    然而，這個分析方式可說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在工廠研究中一個典型的進路：找到一個地方上的性別詞彙，宣稱這個詞彙對於理解工廠內的性別安排扮演著關鍵的理解角色，我們必須由此來了解廠內的性別狀況。某種程度上，這和強調key symbol的是我們理解一個文化的唯一鑰匙的象徵人類學是相似的；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類同，這所謂的key symbol如何選定往往都有著過於武斷的可能性。Caraway的這個研究為例，為何是Kodrat而不是其他的觀念左右的性別安排？對此，Caraway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做出任何說明。
    對於這種分析進路，我以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出在這樣的分析架構是研究者的選擇而不是經理人的選擇。即使Caraway宣稱印尼當地的經理人都有充分且完整的對於工作位置和性別配對的藍圖，但是這並不表示每個經理人都對kodrat這個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即使是當地經理都未必有此語言和文化理解的能力，更遑論外資工廠中，角色重要、位階權力高並且佔據決策最終裁決者位置的那些外籍經理了。
    因此，雖然作為一本更加細緻化的歸因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國家和產業間各自出現和不出現原因的研究著作，Caraway的這本書的確成功的深化了我們對於製造業女性化原因的理解。然而某種程度上來說，她還是沒有跳脫出女性主義研究者過去在工廠研究框架的窠臼。

Patriarchy on the Line: Labor, Gender, and Ideology in the Mexican Maquila Industry. By Susan Tiano

    這本書說是一部翻案研究，Tiano 在這本書理進一步的細緻化了Maquiladora Study中對於勞動力組成的理解，同時也修正了過去對於女工的一些顆版印象或者是對於現象成因解釋上的謬誤。她以Mexicali作為資料收集地，用量化的方式來說明勞動組成的改變。

    首先，在文獻回顧的部份，Tiano先將過去的研究成果分成兩派：一邊是 The Integrated Theory，這一派的人馬主張資本主義的進入和邊境的工業化創造了大量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機會、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並且提供給女性工作機會使得女性有機會進入正式經濟部門的職場，也提供機會給她們脫離家戶的父系威權的控制。綜括而論，這一派的看法著重在受薪工作對於墨國女性在性別位置和分工上的正向影響。

    而光譜的另外一邊則是 The Exploitation Theory，對於剝削理論的研究者來說，資本主義的進入以及邊境的工業化並沒有真的解放了女性，相反地，資本主義以本地的父權意識形態作為工具，提供了女性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薪資；亦即，女性收入總是家戶中的輔助性收入，而男性的收入才是一個家戶中的經濟支柱這樣的刻板印象。跨國企業利用這樣的刻板印象來壓低女性的收入並且達成節省勞動力成本的目的。因此，女性在這個邊境工業化的過程中，雖然進入了正式經濟部門，但是其地位並沒有在這個過程中有所改變，而既有的父權體制結構也沒有因此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除此之外，使用本地家父長制的權力結構去管理女工的管理策略在這些跨國工廠裡也是很常見的。

    Tiano認為，這兩派的看法未必是全然衝突與互斥的，她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和父權是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不完全整合狀態。一方面資本主義運動父權架構去控制女工，並且以壓低勞動力成本；但另外一方面，受薪工作提供了女性經濟自主的機會，這樣的經濟獨立性會損害家戶內的父權結構。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父權意識形態會透過更嚴格的管束女兒、妻子等家戶內女性成員外出工作或者經濟自主的程度，來達到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破壞的彌補。這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即使Tiano筆下的不完全整合的運作狀態。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女性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真正的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與性別分工，即使有也僅是片面的。換言之，Tiano認為 The Integrated Theory 和 The Exploitation Theory 之間並不是互斥的，二者只是強調了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之間拉扯的不同面向而已。

    除此之外，Tiano也指出，以Mexicali為例，真實的勞動狀況和過往的研究相比就更為複雜，過去的一些解釋也可能有所謬誤。舉例來說，過往的研究指出，隨著邊境工業發展計畫的擴張，Maquiladora-Grade-Worker-- 年輕、單身、教育程度相對高的女性-- 逐漸無法滿足勞動市場的需求，因此許多的邊境工廠轉而雇傭已婚或者單親、年紀較長且教育程度較低的女工。除此之外，關於 Ideal Worker的論述也隨著這種雇傭策略的轉變而開始轉變。過去認為年輕、單身且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對於工作的配合度高，且因為教育程度高也相對好訓練，加上年輕涉世未深缺乏組織工會集體議價的經驗因此也較容易規訓。然後隨著勞動組成的改變，當前的觀點開始認為單親或者已婚的媽媽因為經濟壓力關係而對於工廠的各種要求較為配合，也因為這個原因而不容易離職或者缺工；對於離職率始終高居不下的邊境工廠來說，這是一個相對理想的雇傭群體。

     Tiano同時也透過統計資料指出，過去總是認為Maquiladora的發展帶動了邊境城市的經濟發展並且形成一種拉力把女性拉入正式經濟部門這樣的看法很可能是錯誤的。統計資料指出早在邊境工廠開始發展之初，邊境城市的服務產業就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而且女性勞動的歷史其實可以回溯到更久遠之前，這表示了即使邊境工業計畫的確有助於邊境城市的經濟發展，但是也就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而未必是主力。這同時也帶出了另外一個討論：因為邊境城市往往具有相當規模的服務產業，因此女性就業的選擇性較諸過往的邊境工廠研究者所說的還要廣闊了許多，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研究者認為 Maquila-grade-worker的缺乏是因為邊境工廠蓬勃發展導致供不應求的解釋很可能是錯誤的，這些年輕的女性不是不存在也未必是數量不足，純粹只是因為他們在勞動市場上具有較多的人力資本和優勢，所以選擇了更為理想的工作環境。
 
    雖說這本書裡面的提供的資料與觀點都是在2000年左近的時候的邊境狀況，因此很多的觀點到了現在也都還是有修正的必要，不過我覺得她的切入和觀察對於更細緻化的理解邊境工廠的發展乃至於和邊境城市的各種產業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不過這本書相對來說比較算是要對於邊境工廠研究略有涉獵，對於發展到2000年左右時的理論脈絡略有掌握之後再來念會比較有效果的書就是了。


   

Lives on the Line: Dispatches from the US-Mexico Border

        這本書嚴格說起來不是民族誌而是報導文學的作品。作者是一位亞利桑那州的記者，這本作品算是她長期採訪幾位邊境人物之後集結而成冊的。作者呈現出的是這個地處Arizona 和 Sonora邊境的雙子城：Nogales裡各種生活的面向。書中總共有五個不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分別是邊境工廠裡的女工，得了癌症的環境保護人士，企圖跨越邊境卻被誤殺的無文件移工和邊境巡警，工廠經理和其運作慈善機構的先生，以及一群在連結兩國的下水道裡生活的青年幫派份子。這些人各自處在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Nogales，而作者透過書寫這些人的故事，來呈現1980年代之後，Nogales這座城市的急遽變遷，以及它所承載的希望和絕望。

        由於邊境工業發展計畫的執行，使得美墨邊境許多原先人口稀少而純樸的小鎮在短短的十數年之間快速的改頭換面。Nogales雖然因為地理位置的影響，並不是最快發展起來的區域，但在幾個米國大廠入駐之後也逐漸成為邊境工廠的重鎮。於此同時，由於墨國本身經歷了貨幣貶值還有經濟危機等等的事件而失去了許多的工作機會並且產生了大量的無文件移工，這使得美國的德州和加州也都開始執行越來越嚴格的邊境控管措施，而使得原本這個不為移工青睞的Nogales逐漸成為移工和毒梟運毒時最主要的通道。

        一方面，邊境工廠的入駐對這個邊境城市也帶來了顯著的改變，在原本缺乏工作機會的北方，maquiladora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因此吸引了許多的年輕女性來到這裡落腳，這導致了Nogales的人口激增，基礎建設不敷使用，因此衍生出了許多的問題。多數的勞動者無力購屋、負擔水電舖設等等，因此只能使用從工廠淘汰的、過去可能是裝載化學液體的容器來裝日常用水。勞動者的居住條件和工廠內部嶄新明亮又先進的環境相比，彷彿是恩格斯筆下的十九世紀的工人處境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的差別。不過，對於許多原本身處在更為貧困條件下的女工來說，邊境工廠提供的穩定薪資收入的確對於他們和其家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改善。某種程度上，女性成為薪資勞動階級之後，也逐漸改變了女性在家戶內的位置，並且進而對於墨國原本相當父權的家戶性別分工逐漸產生了影響。

        而另一方面，邊境工廠雖然某種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在墨國本身寬鬆的環境政策底下，卻也對於許多生活在邊境的人帶來了直接健康上的傷害。對於空氣和水的污染導致許多的在地居民得了不治之症。書中得了癌症的環保運動者，就是在得了癌症之後才開始追尋病源，並且進而喚醒了地方居民對於環境和邊境工廠造成的污染的注意。

    除此之外，當女性成為家戶內主要的生計收入者，但是過長的工時和男性持續的在撫育後代的過程中缺席，這樣的光景造成了許多的社會問題。許多缺乏人照顧的小孩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就流落街頭並且結黨成派以圖生存。毒品、暴力、性、金錢等等也成了這個快速擴張的城市中無可避免的黑暗面。於是，Nogales就在這些故事的交織錯綜中，同時承載了希望與絕望，也同時彰顯了邊境的問題的複雜性，任何的簡化都將會導致我們理解問題的障礙。

How to Write a Lot?

相當喜歡這本書，一直以來作為在米國念書的人，英文學術寫作就一直是我的罩門，尤其是在小時候英文不管是單字或者文法的底子都沒有打好的狀況下，即使來了這好幾年，英文寫作還是一直都很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每一次寫出來的東西都很難獲得良好的評價，所以越寫越怕，越怕就越不想寫，越不想寫就越不會寫。然後，在沒有練習的情況下，幾乎就永遠不會進步。

也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底下一路掙扎，之前也不是修過寫作課，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米國修的各種寫作課，教的不外乎一個文體應該怎麼寫，要注意的結構有哪些，然後文法怎樣什麼的。但是這樣課程設計對我來說，其實還是沒有辦法真正的理解到自己的英文寫作問題在哪裡，只能知道自己還是很有問題。然後在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去試圖改善自己的寫作。

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最慘烈的地方就在於當大家都跟你說妳的英文寫作有問題，但是其實即使一字一句的跟你講述你哪邊犯了錯哪邊應該怎樣講比較像英文，在沒有抓到那個錯誤的類型和模式之前，其實根本上是很難改進的。除此之外，由於心裡一直有一個「自己英文很爛」的心魔在那邊，對於寫作這件事情就變得越來越恐懼，越來越不敢也不想寫。

直到這個學期又修了另外一門寫作課，除了在課堂上所學到的（那些另外寫一篇討論好了），這本剛剛念完的書也讓我所學甚豐！

簡單的說，這門課還有這本書，其實都在教一件事情：「怎麼多寫！」這個系統背後的概念很簡單，就是如何在每天的日常生活裡面安排出一段固定的時間，然後在這段時間裡面不做的別的事情就是寫作。因為每天固定寫，即使每次的時間不長，但是積少成多積沙成塔。每日每日的寫，然後量就出來了，量出來之後，在刪除錯誤的或者不需要的段落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心痛也不會那麼猶豫，然後品質慢慢的就會提昇了！

除此之外，也正是因為每天寫的緣故，不管內容是什麼，都等於是規律的在練習，而規律的練習正是進步的基礎。有練習的情況下，寫作的品質也就會慢慢的進步。

在這本書裡面，除了後面兩章是在討論學術的期刊文章和專書要怎麼寫應該注意些什麼比較是專業寫作的細節之外，前面的章節都是在綜合性的討論寫作的習慣怎麼養成，如何維持動力等等這一類的問題。我覺得在看完之後的確有一種徹底的改變了我過去對於「如何增進寫作能力」的思維，加上作者本身的文筆很流暢，文詞上也頗為幽默風趣雖說有時很苛薄，不過也算是苛薄的恰到好處，相當推薦！

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

    謝國雄這本台灣勞動研究的重要著作是以田野調查為方法，對民國70-80年代的勞動狀況進行研究，希望從一般的勞動體制的設計、薪資制度的安台、勞資糾紛的調解、工傷案例的處置，以及工會法的變革等各個面向，來勾勒台灣的勞動觀，以及勞工、雇主、國家三者之間的互動與關係。謝以西方學者的勞動研究作為他山之石，希望透過田野現場所獲得的材料，描繪出台灣的勞動體制的特殊性。
    以思考「作為工資的對價，勞動力到底是什麼？」作為研究意識的起點，謝國雄認為在資本市場和國家的同謀底下，壓制了勞動者集體意識和力量的發展，使得勞動在台灣成為一個個體化的現象。如果在加上謝口中的「台灣社會認知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影響，這些因素就共同打造了以「純勞動」作為基調的台灣勞動觀。
    所謂的「純勞動」其實涵蓋了勞動現場裡的諸多面向。謝從台灣70-80年時代以加工代工製造外銷商品，使得經濟豈非而有大量中小企業如雨後春筍出現的時代談起。他指出正因為加工出手貿易熱絡、商機處處，因此提供了許多「黑手變頭家」的機會。原因小頭家忙不過來的事頭會發包出去給人做，而這些按件計酬的計件供或者公司工廠本身的員工則有可能自己跳出來成為小頭家；這種以專精「孤單項」而創業的現象，即是謝所謂的「從事頭衍生頭家」的狀況。
    在此，謝指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其一是因為市場上嘉義的是勞動成果，而非勞動力本身，因此勞動力並未直接被市場化。這也就是說，因為頭家太多，所以在市場上交易的是以加工後的成品或者半成品來進行的，而非以衡量一個人的勞動力後價購之，所以勞動力在這種勞動體制下，並未直接被市場化。
    再者，人人都有機會成為頭家的一體兩面是勞雇關係的不穩定以及嚴苛的受僱生涯使得有野望的雇員出來創業。依照謝的觀察來說，這些跳出來創業的小頭家為了在激烈競爭的市場忠存活下來，往往也會無可避免的沿用之前受僱生涯忠的勞動體制；而事頭、頭家則構成台灣勞動體之的基調。
    接著，謝以一章的份量討論「事頭」。與事頭息息相關的事給薪制度；由於事頭大多屬於接單代工，隨著市場的熱度和淡旺季的差異而可以有皆單量上的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的頭家不會以請人的方式來因應偶遇的大單，而是把自身無力消化的份量外包出去，成為一個發包計件制的勞動環境。在這樣的制度忠，雖然薪資是以件計價，但是每一件的單價制定，則是故只以工人每個人月平均收入為基礎來決定的。換言之，是一種計時制的薪資概念以計件制的形貌出現。在這種制度下，雇主和勞工同樣認定「有做有錢」、「沒做吃自己」的觀念時，讓雇主得以免除其對於勞動力再生產所應付的責任。
    「純勞動」在這裡，是以資方邏輯推展到極致的姿態呈現的，而這也可以從台灣計件制的三個特色中來呈現：

1. 幾無底薪
2. 假日不支薪
3. 沒有其他的勞動保障和福利

從這當中可以看出，某種程度上由勞資共同分享的：「資方僅對其購買的勞動有責任，對勞動力再生產或者勞工生活的其他面向則沒有義務負責，頂多只有道義責任」構成了「純勞動意識」的主旋律。
    不過，即使勞雇雙方分享了「純勞動意識」的某些面向，事情仍然不完全是如M. Burawoy 所說的「志願性順服」。在謝的觀察中，工人並不是完全買帳的，這在勞資糾紛和工傷等情境中會呈現出來；而在這些案例中也可以討論國家的角色。也就是說，正是因為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使得Burawoy所討論的內部機制在台灣不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法律規範和實踐與資方共構而成的市場專制的狀況。
    所謂的市場專制只的是在勞雇關係中，即使國家以法規規範應為和不可為，但是在執行上怯往往未盡其力而放任勞資雙方相互拉扯糾纏。這可以從一般的勞資糾紛或者工傷案件中看出。國家雖有法律規範糾紛的處理機制，但是一來於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比如說勞保退保只需由雇主發動而無需勞動者認可），二來則是監督執行不力，使得國家的介入不僅沒有做到對工人賦權的效果，甚至反而有強化資方權威專制的結果，也因此強化了謝所謂的市場專制的狀況。
    最後，謝從工會法1911-1990之間的嚴格來討論「純勞動」的先決要件即勞動個體化的出現。謝指出，工會法的修訂除了1924年的版本中呈現出相當進步的法隔以外，後續的修訂並沒有遵循任何一致的法律精神，而是國民黨依其控制工人的需要而修改；同時因為共產黨在對於工人的組織動員能力遠勝國民黨，因此整部工會在1929年之後的數次修改都使得這部工會法充滿了鎮壓性格。至1990年代的修法，以廠場工會作為基本單位的設計將工會微縮化；這種種的措施等於破壞了勞工的集體力量，並且將勞動個體化。某種程度，缺乏集體協商能力的勞動環境，正是「純勞動」意識得以橫行的主因。


 

Desert Capitalism: What are teh Maquiladoras? By Kathryn Kopinak

    本書書成年代在NAFTA上路左右的那幾年，而作者的田野調查時間應該是在NAFTA之前完成的，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討論1990年代中葉時期的邊境工廠的發展以及預測NAFTA對於maquiladoras的影響。當時，墨國的一些官員以及經濟學家曾經預測邊境工廠的生態將會因為NAFTA吸引了更多高科技產業進駐墨國北邊邊境區域而帶來一種俗稱二元經濟的效益。
    所謂的二元經濟指涉的是和傳統的生產模式相比，有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強調相對較小規模的生產，坐落於離客戶端較近的位置，以期可以快速反應市場的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需要有較高的技能，更多的彈性，和較好的報酬。因此學者們預期一旦這類型的工廠入駐墨國北境，將對整個maquila的產業結構帶來很大的衝擊。在這個預測中，難境就業人數將會大幅的增加，工人的技術職缺增加，薪資水平也會因此而大幅上升；這種高科系的maquiladors將會和傳統的低薪的、勞力密集的邊境工廠產生巨大的對比並且在邊境區域構成一個二元經濟的狀態。作者對於這樣的預測感到懷疑，因此在 Nogales-- Sonoran區域，對於位處當地的汽車周邊產業進行調查，看看狀況是否真如官員學者的預測。
    Kopinak指出，Nogales雖為邊境的第三大城，但是其基礎建設是相對匱乏的。在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期，因為Salinas政權放寬外國投資的限制，使得許多元欣的內陸產業都面臨如如果不maquiladora化的話，就會面臨關廠倒閉的命運。於是，原本許多座落在墨國內陸墨城附近的汽車產業把在內陸的廠遷往北方並且邊境化。作者發現，當這些本該是屬於歌科技的產業來到北邊之後，並沒有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帶來顯著的改變，事實上過去在內陸大量僱傭的技術勞力職缺反而減少，資方將過往相同的工作以低薪、低技術勞動者取代之。在這樣的狀況下，Nogales及其鄰近區域並未因為汽車周邊產業的入駐而有顯著的改變，二元經濟的模型並未在這個區域出現，或者說，並不是以之前預期的形式出現。
    Kopinak也同時考察了本區的勞動市場和僱傭狀況。高居不下的離職率一直都是maquiladoras經營者很頭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Nogales區域也同樣的有出現，作者以新聞媒體包括報紙、廣播等媒介中的廣告來討論當地的勞動市場組成，以及不同的工廠經理希望尋找的理想員工。作者提到了個工廠為了解決缺工的問題所以時不時的透過提高各種福利來爭取勞工，這些福利包括提供通勤運輸、免費午餐、各式折價券等實質的福利來吸引勞工就業並且維持穩定的勞動出席率，不過成效似乎不甚佳便是。而這種現象連帶的引起另外一個討論即：當缺工、勞力短缺現象普遍，為何對薪資的提昇沒有顯著的改善？駔者發現，這很可能要從多個層面說明。首先，是邊境發展計畫（BIP）對於外國資本最大的誘因不是墨國的市場、不是優異的基礎建設，（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東西），而是低廉的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墨國有很先進的勞動憲法，但在政府和外資的合作之下，長期系統性的壓抑薪資水準的提昇。墨國以此換取外國投資而外資以此換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於是，墨國得到許多由外資企業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即使那些幾乎都是些爛工作的工作機會，而外資企業則透過轉移其生產線到墨國而將環境污染的成本轉嫁給國家、並且取得墨國邊境價格低廉又好控制的勞動力。
    再者，在邊境區域缺乏工會的傳統，即使有工會也都是企業工會，欠缺支持工人權益工會的狀況使得當地的工人欠缺集體議價的能力，在多數的情況下，工人對於自己權益難以保障，而且也欠缺參與生產決策的管道。
    最後，則是因為BIP下的邊境工廠和本地市場以及經濟環境脫勾，其成本收益均是以美國市場為基礎並且以美元計價，因此當披索 peso貶值的時候，maquiladoras的資方並未受到負面的影響；相反地的，領取披索作為勞動報償的當地勞工則深受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這些都在增加資方的獲利效率時也傷害了勞方的生活水準。
    大致上來說，這本書因為已是25年前的研究，所以在資料上多少有些老舊，而這也因此使得他其中的某些觀點今日看來略顯過時，不過總體來說仍是很紮實的研究。
   

David Graeber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這本書是 David Graeber 在「債的歷史」之後的又一大作，全書分成兩個部分，前半段算是在交代整個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的始末和前因後果，後半段則是在討論這場運動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它所引出的思考。這篇摘要將不會討論前半段的內容，畢竟每一個國家的社會運動都有奇自身發展的脈絡，不太有可能把一模一樣的運動策略移地重新再現一次，因此在這裡將會著重於討論後半部，也就是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場在2011年時震驚世界的社會運動到底意義何在？
    Graeber認為，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是奇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同的政治運作的可能性展示。當媒體、政客乃至於保守派甚至某些自由派的人士質疑佔領者沒有清楚的訴求而只是來亂的時候；Graeber認為他們其實完全沒有搞懂這場運動真正的意義。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不是一種為了達到某些特定的政治訴求而由社會運動者採取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整個佔領運動中的所有決策都是透過由所有人一起參與的大會共同產生的共識而決定的。這種共識決的執行是無政府主義式的直接民主的成果。佔領運動中是以大會為形式，透過多重代表制的方式來形成共識決。不過Graeber強調，在這種共識決的決策過程中，有幾典試很重要的。首先，所有人組成的式一個平行的組織，沒有或僅可能少的出現任何的科層系統，至於由上而下的組織結構更是必須竭力避免的。
    再者，代表制和代議制的不同之處在於代表制只表不議；這些在小組討論之後推舉出來的代表其職責只在於中時的傳遞每一個小組達成的共識；而不是被小組委託出來代言討論，討論的過程是在每一個小組中完成的。因此，代表某種程度上只是傳聲，而且任何時候只要小組成員發現代表沒有忠實的傳達本組的意見時，他們都有權隨時更換代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Graeber強調，共識決的形成可以採用任何有想像力的形式，形式並不是問題所在，可以依照參與的人數規模來決定要採用怎樣的形式生成共識。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被強迫著去執行他所不認可的決定。換言之，沒有任何的強制力、暴力內建在這整個決策的過程，所有的人都是志願性的和彼此合作。而這也是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最不同的地方。
    正是因為整個政治事務的運作過程是如此的不同，因此佔領華爾街運動本身無需提出任何的訴求，因為它正展演著其政治上的訴求。在這樣的情況下，Graeber強調，其實不提出訴求的同時，也就是對於既存的權力體制正當性提出反對。換言之，既然都已經拒絕承認既存權力體制的正當性了，那麼自然也就沒有對之提出訴求的必要性。Graeber指出，這種無政府主義式的直接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和當前這個以暴力、警察、監獄所支持的「民主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在這本書的後半段，Graeber開始討論和分析當前的民主、憲法、國家等等的議題。在它的看法中，當前的國家實踐的根本不是一套民主的制度，而是一套打著民主之名，實際上卻讓1%的人們鞏固其統治的體系。這其中諸多的問題除了資本主義和如今蓬勃的發展倚賴的以不再是商品生產，而是透過金融產品這種虛擬的貨幣遊戲來創造利潤，然後再透過債所造成的罪惡感和國家機器的力量，持續的將窮困者的財富掠奪給1%的統治者。
    除此之外，透過注資來控制主流媒體和國家機器，使得一般大眾相信當前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僅是唯一的制度，同時也是最好的制度。透過這種方式企圖來防止人們想像一套不同的可能性；而一旦有人提出創新的觀點時，就會被要求提出一整套完整的配套措施，Graeber認為這種要求是有問題的，因為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哪一種改革、革命是先有一整套完整的規劃才去進行的，所有的配套幾乎都是再做中思考、反省中出現的。

    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我覺得無政府主義所倡議的這種直接民主，很可能才是未來人們真正的理想社會中基礎的形式，即便現在看起來毫無頭緒這應該怎麼出現，不過至少Graeber給了我們一些概念和想頭。除此之外，我覺得也可以拿這本書以及他的另外一本「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裡的概念來討論一下台灣當前社會運動的發展。也許也可以拿這個作為藍本，去思考一下當初的野草苺那個冗長的看似無休無止的會議卻又難以形成共識的原因為何。
    這本書相當精采，而且中文本的翻譯也很流暢好讀，不過我還是想要稍微抱怨一下中文書名的翻譯根本就跟原本的英文書名無關，參考了一下中文本的出版日期，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沒好久出版的，這樣看起來，感覺上也許是因為某種商業行銷的考量所以才譯成這個書名。某種程度上來說，跟Graeber在書中所倡議的理念對照來看，其實還滿有點諷刺的，希望如果以後有再版的機會時，能夠把書名改回來。

Tony Judt "Ill Fares the Land|" 厄運之地

     本書書成的時間應該介於2009~2010年之間，也就是適逢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佔領華爾街運動方興未艾之際，或者是剛結束不久的時刻。某種程度上來說，當時正是在左翼思想而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場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的金融海嘯即其後續的效應缺乏與會去描述與批判的時刻。人類的民主發展看起來正一步步的被腐蝕，而世界正一步步的踏入一個由少數政治經濟菁英所把持的寡頭政治時代；即使有著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後續各種形式的佔領運動出現似乎也無例改變現況。雷曼兄弟等諸多在金融海嘯中滅頂的震央在「大到不能倒」的思維使然下，由全民買單壞帳，於此之際股東會繼續享受著山真海位過著肥貓生活。自由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未曾保證了民主的擴展，卻反還回去侵害了前人努力取得的民主果實。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Tony Judt寫成了此書。在這本書中，Judt成功的只出了當時的米國其一些西方社會遭逢的問題。他口中所說的：「我們（指戰後嬰兒潮的世代）留給了下一代怎樣的社會？」這個問題的答案，在Judt眼中，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因為不曾經歷過他們父母輩所經歷過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大恐慌，因此對於那些福利國家的措施視為是沈悶的、抑鬱的而過多對於個人控制的。他們因為不曾實際的經歷過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那段讓人類絕望的氛圍，也就不見二戰之後經歷深刻反省而生成的福利國家措施的背景和目標。因此，過往左傾的、充滿對於人類整體理想性的左翼政治語彙被被束之高閣，讓位給了關注己身的身分/認同政治；經濟上過去政府管制的、大量透過公共事業來刺激的經濟生活也逐漸的被寬鬆放任的自由經濟市場所取代。效率掛帥的同時，要求無效率的政府退出經濟生活。整個1990年代經歷的是凱因絲退位，而那些原先被掃到窗戶外的古典經濟學者在次掌握話語權；於此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啟動，世界開始比過去更緊密的扣連，並且極速的運轉著那個自由競爭的轉輪。
    於是我們救在一個經濟上自由放任，打著個人主義的時代一路到了現在，即便逐漸的我們發現左派得了失語症，他們喪失了過往的紅圖大致，被打為老套無效率的，甚至連在金融風暴中反擊新古典經濟學的能力都失去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Judt認為左派應該要重新找回描述世界的能力，因為這種時刻如果我們繼續在放任著世界惡化下去的話，總有一天會有著預想不到的災難發生，就好像1930年代的那場經濟大恐慌一般，一切兼顧的東西都在美好的願景和持續看漲的未來中，在完全沒有預兆的情況中煙消雲散了。
    Judt提出的解決之道除了說是振興左派之外，在他的看法中就是要回到過往福利國家大政府的時代，去蕪存菁過去的一些好的措施，然後拿掉那些壓迫的、強制性嘚部分。除此之外，同時還需要發展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以及改變我們對於事務價值的衡量準繩。Judt認為，90年代以來效率至上的判準和施行政策的依據應該有所調整，效率不該是唯一的判斷標準，而應該要納入其他的價值。是時候再找回那個福利國家時代的過去，人們關注公益的過去，讓集體生活再一次成為可能。
    在我看來，Judt雖說要振興左派什麼的應該要讓人感到高興，但是我並不認為讓政府回到凱因斯時代的型態或是精神是一個好主意，尤其是如果Judt活到現在2015年的話，也許他也會對於自己的論點有所保留。道理很簡單，因為今日的財閥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歛財並且導致社會的財富不均的差距極速的擴大，表面上看起來是政府缺乏管制所致，但其實卻很可能同時也是因為政府和財團的共謀所造成的。   這種缺乏管制和對經濟生活的刻意放任可以是如同英美等新自由主意經濟國家於1980年代之後所採行的方式，不過可也可能是政府蓄意的缺席，比如說在前共產國家如中國等，他們的資本原始積累之迅速、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以及巨型茲企業和富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速度等等，是在政府刻意缺席甚至是共謀底下所造成的。而這兒的刻意缺席，指稱的是對於危害公平正義的行為的漠視，但對專屬於營利等等的默許上，政府從來也沒有小過，更不曾真的鬆綁了什麼。因為當經濟上的成功倚賴的某種的特許時，這時即便在怎麼看似自由放任的市場都不會真的符合自由競爭的定義。
    換言之，Judt正確的茶汁了2008年之後全球作為一個整體，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中所面臨的重要危機，他同時也發現了他們這個世代的人們給下一代的詩ˋ一個惶恐、焦慮、潛伏著種種危機和不確定的時代。不過對於當前的危機，他給出了一個現在看起來很可能是錯誤的解決辦法。當前世界各地的發展證明的是，很多的時候，政府並沒有在全球化的時代被跨國財團所取代，也沒有全面性的崩潰，今日的經濟環境是課輔刻意的放任所致。在這樣的狀況下，如何駕馭政府這匹至今以普遍成為脫韁野馬使之回到各地人民的手中，很可能才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所需要面對的問題。而一昧的只是以政府應該恢復到福利國家時代的那種角色而非思考應當以和種機制制衡和控制政府，那麼這樣的國家機器時不時都還是有失控暴走的可能。而這種時候一個比現在更大的政府，一個從人出生到死亡都照顧的政府一旦失控暴走的時候，對於一般市井小民的影響很可能是更深刻而更全面的。
    因此，不是要說福利國家不好，但我傾向於覺得應該要先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監督機制來制衡政府，再來談擴充政府職能即其他相關的議題。

American enterprise in Japan By Tomoko Hamada

    本書應該可以稱之為商業人類學或者組織人類學對於異文化交流研究的鼻祖，在這本民族誌中，Hamada描述了一家在日本設立，由日方和美方個出資一半的合資公司。她指出，因為各自文化上的差異影響，造成了許多交涉以及管理策略上的差異和誤解；Hamada 討論了雙方對於這家合資公司從成立到書成之日之間的種種危機的回憶，藉著這些回憶來整理出雙方對於同一件事情意見上和詮釋上的差異，並且借此來呈現文化差異。
    Hamada在書中指出，她認為每一家企業都受到企業母國的主要文化、商業文化以及企業文化三個層次的文化所影響，並且因此發展出不同的企業經營思維。舉例來說，基於日本文化以及政府所制定的相關規範，使得外國資本要打入日本市場或者獨立在日本設廠生產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成立合資公司幾乎成為外資進入日本市場唯一的辦法。在這樣的投資條件下，United America這家米國企業和日本的 Nippojn Kaisha合夥，以股權各半的形式成立了Nippon United，不過在這家合資公司成立之後，很快的兩造都發現，雙方在進行決策、經營方針、人事布局、生產策略等等不同的面相上都有許多的歧見。而且這些歧見，往ˇ往也事跟兩邊的商業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在日本，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關係事可以相當複雜而且往往有垂直連帶的關係。以Nippon Kaisha為例，它本身事Dai-Nippon企業集團中的一個子公司，而Nippon United又隸屬於 Nippon Kaisha，如此層層疊疊而更成一個完整的生產銷售的供需網鏈。而除了是一種多角化經營以及同時又是一條龍的經營策略之外，在人士上也成為日本這個在當時仍以終生僱傭制和年資制度為勞動市場主流的環境提供一個人員調動方法。因為上述的兩種制度存在，所以日本的勞動市場有離職率低，新職缺少以及人員流動不易等幾項特徵。而透過在集團中不同的公司之間的人事派任，可以達成讓人們在職場階梯上有升遷的機會以外，也能夠達成在不資淺員工的狀態下江不適任的人員對於企業的傷害減至最低。
    因此，當日本的經濟環境呈現初一個如此糾結，有多種集體和及體以及個人和個人的人際之間的連帶時，米國企業的代表人或者經理在不甚明瞭這樣的商業文化所打造出來的環境下和日人合作，就會感覺到有許多合作上滯礙難行之處。兩造對於對方文化預設的不熟悉也同樣的造成很多溝通合作上的問題。
    Hamada提出了幾個案例。比如說就一般的生意會談時，日人習慣以輩份最高者所點的餐點作為唯一的選擇，也就是說大家都會選擇這位長者所點的菜餚，而不是依據個人的好惡去點餐。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米方人員往往是總經理或者高階經理等級，又加上遠來是客的阿心態下，大家都會依據米國人員的點餐來點菜。而米方人員在不熟悉這樣的點菜文化下依照自己ˇ的喜好點菜而不是先詢問東道的偏好等同於強迫大家別無選擇。異或者是會議的時候米方人員詢問有無低咖啡因咖啡也使得日方感到準備不夠周全的困窘。這些都是在不熟悉對方文化預設和規則的情形下發生的小摩擦。
    就商業文化而言，在雙方合作的過程中也造成很多的摩擦，彼此曾經因為企業經營理念的不同而有所衝突。舉例來說，日本企業在經營目標上往往是以追求長期的市佔率為目標，而米國企業則以短期的獲利作為選擇。Hamada指出，這種目標上的差異，往往是來自娛企業組成結構和文化差異所致。在米國，企業的股東對於企業以著較活躍的角色和較大的影響例，換言之，這使得經營階層認為股東的獲利是其經營策略設定時主要的考量。而相較之下，日企業的股東往往是由企業內部的各公司交叉持股或者是由大型的銀行團、保險公司持股，在這些股東多為不干涉企業經營的消極股東；因此，日本企業的目標可以看長期，不在乎短期的虧損，除此之外，日本企業也認定其企業的社會責任除了獲利之外，也必須要保障員工的工作權和福利。       
    除此之外，有鑑於日本市場競爭激烈，因此日本企業生產商品時會僅可能的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為目標；相反地，米方企業則認為該做的並不是一昧的改善和提昇商品的品質，而是應該去教導消費者接受產品的優異功能，而非在美感上或者氣味上吹毛求疵；正因為考量的不同，使得米日雙方在合作初期公司面臨銷售危機時，對於怎麼提昇銷售量的策略設定有著很是不同的思考，和嚴重的衝突。
    人事任命方面亦然，米方將公司營運的成功與否簡單的歸諸在經理人身上，而日本企業則認為營運的成敗是一種集體的責任。在用人上，米方著重的是個人能力，喜歡積極有也新的人當經理，而不考量年資、輩份的問題。不過，在重視年資與輩份的日本商社中，年長穩重且人際關係佳、具有豐厚人脈者才會是經理人的最佳考量。
    以上種種均為Hamada提出的觀察，她在結論中除了做了這些差異點的整理之外，也指出自己明確的反對經濟學中化約主義視全世界的經營管理都由一理性邏輯所指導的力場。指出以這本民族誌中的例子來說，不同的國籍經理人在面對相同的客觀環境時，會做出不同的決定，而影響這種差異的主觀意識，很大一部分視受到經理人本身所屬的文化指導所致。
    Hamada的這本民族誌對於組織人類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但是這本民族誌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合作兩造各自持股一半的合資公司，作為商業夥伴，這兩個母公司本身具有對等的權力義務，而在衝突發生時，基本上是站在對等的立場進行溝通協商的，彼此之間並沒有上對下的權力關係存在，於是文化差異在這樣的對等關係下所發生的功能、摩擦等等的，其解決方式往往會跟一個在權力結構下的異文化衝突有所不同，而後者則是在maquiladora這種跨國工廠中可以被好好檢視的問題。

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這本書主要是在討論台灣的外省人，主要是一代和二代為主的外省人的國家認同。透過九篇不同的文章，呈現出即便是一個被統稱為外省人的族群中，其認同的對象、形式和演變也都充滿了複雜的多異性。換言之，「外省人」這個認同的範疇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和黨國政府建構的過程，而那些被歷史的洪流沖到台灣來的人們，被迫歸類在這個服務於特定的目的的認同框架之中，而種種時代的悲劇也由此開展。

外省人作為離散（Diaspora）的社群，和世界上其他的離散人群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人本身原本有著各自不同的認同，卻被畫作了一個均質的群體。一定程度上，這樣的建構是為了服務國民黨軍反攻大陸的目標；因此，在當時愛國教育以及親身與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作戰的經驗等等的影響下，這個黨國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凌駕甚至取代了原本的認同，使得這些來自中國這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各處的人們，即便說著不同的方言卻變成了相同的一群人。

而這樣的一群人隨著時代的改變，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原本在黨國統治底下享有在意識型態論述中優越位置的外省族群發現自己的象徵優勢逐漸消失。之所說是象徵優勢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實外省人本身也有階級上的差異性，有沒有當過兵打過仗，是榮民還是難民來台，乃至於退伍時的軍階等等其實都影響著以男性為主的外省一代在台灣的生活景象，因此外省人這個認同範疇其實僅僅提供了外省人在一段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象徵上的優越位置。

而這樣的優越位置隨著本土意識的抬頭而消退，並且和台灣人認同成為平起平坐相互競爭的論述，優勢不在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外省二代認同上的危機和受壓迫的感覺。於此同時正值中國的開放探親時期，於是出現了一批外省一代的人回鄉定居、落葉歸根，以及外省二代的人前往中國拼經濟。

這本書雖說是一本論文集，但是個人認為它算是很成功的呈現出了外省人這個範疇當中其實充滿了複雜的歧異性，個人認為隨著世異時移至今日，離散的人群或者落葉歸根回到母國，或者逐漸退去其認同而發展出在地認同，其實都會讓這個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建構出來的族群範疇慢慢的崩毀消逝，而在這個崩毀的過程中，其實並不表示這些過往被稱為外省人的人們不能保有其原鄉認同，相反地，反而透過這種拆解外省人認同的作法更能夠呈現出這些在大時代下四散奔逃的人群們，屬於他們的，以及傳予他們後代的原鄉認同。而這種原鄉認同不只增加了台灣文化與人群的多元性，同時也不再會讓族群政治淪為每到了選舉時的口水內容，而能夠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發展出真正包容的多元文化。

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作為一位外省第三代以及自許為新一代的台灣人，閱讀這本敘事流暢的史書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雖然短短三百頁的書其實沒有辦法很詳實的交代每一件事情的始末，但是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在地史事，有許多都是我們這些只有念過國編本歷史教科書的人不曾接觸過，但卻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我們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上的事件，這些事件不只是一些過去的、被遺忘的故事，有許多我們當前所面對的困境和挑戰其實也都和這些過去發生的事情息息相關。而更重要的，我覺得周婉窈老師此書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個台灣島上的大家普遍不熟悉的史觀。我看到有其他的讀者在分享心得時稱呼這個史觀為「轉型正義的史觀」，我覺得滿貼切的，因此決定也沿用這個稱呼。不過，對於書本的介紹往往需要和個人的經驗結合起來也許會更好的讓不曾念過這本書的人能夠稍微想像一下到底這所謂的「轉型正義的史觀」是什麼意思，而這也會是我接下來想要述說的事情。

    首先，我覺得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回答了很多我作為一個在外省家庭中長大的小孩過去又限於有限的台灣史知識沒有辦法好好回答來自於家人給我的問題。這些問題比如像是：

    「為什麼二二八已經過了那麼久了，你們為什麼不學著放下？而是要不斷的提起，不斷的    把過去的那段事情拿出來討論，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樣會撕裂族群的感情嘛？」

老實說，雖然像是轉型正義這一類的詞彙朗朗上口已經很久一段時間了，但是對於我們為什麼要追求轉型正義我的認識還是停留在一種非常素樸的正義觀點：要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恢復他們的名譽，並且在讓他們後代子孫可以不用在背負黨國罪人的角色在這個社會中抬頭挺胸的做人。而最重要的，一個人做錯了事情都需要好好道歉反省了，政府做錯了事情，難道不也應該這麼做嘛？

    這樣素樸的觀點當然沒有辦法說服家人，然而我卻無能給出更好的答案。除此之外，即使到了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有意識到我們的許多觀點在形成的過程中，其實是受到特定意識型態的操弄。雖然說我從來不認為會有一種沒有意識型態影響的史觀存在，但是當一種意識型態在發生作用的過程中，會去刻意的遮蔽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甚至扭曲之的時候，我想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要讓那些被障蔽的史實重現天日，而被扭曲的史觀則得以導正，這是所謂的除魅。在這本書中，我覺得周婉窈老師做到了這個除魅的工作。她讓那個過去被黨國教育所刻意遮蔽和遺忘的台灣史重現於世，也導正了長期以來對於台灣史，尤其是民主發展史的這一段長期被扭曲的史觀和詮釋。

    當然，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所採取的基調，就和她在最近的台史課綱修改的爭議中所保持的立場是非常一致的。作為一位台史的專家，周老師認為我們對於每一代來到台灣的統治者應該用相同的價值判準來評價其作為，而不能為了服務某一群特定人士的利益而扭曲了對於過去台灣史中各代統治者的評價。在我閱讀這本書的理解中，我覺得這個一致的價值判準和評價歸依，就是一種以台灣這片土地還有台灣人作為本位出發的視角，去衡量每一個不同的政權、統治者對於這片土地這些人造成的衝擊，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都應該用這樣的態度和價值標準去評量之。而這樣的視野，其實也就是國編本的教科書所刻意遺忘而不曾提供給學生的。換言之，周老師在台史課綱的爭議中所強調的立場，不是那些什麼抗獨史聯盟所指責的「親日」立場，周老師所想要呈現出來的視野，只是持平的評價每一代台灣的統治者，以及他們的政策對於這片土地的影響，如此而已。

    最後，作為一位當年聯考的時候歷史這一科拿到全國144名，把黨國教育體制下的歷史六冊教科書念過至少二十六次的考生來說，我覺得周老師這本書提供了我一個煥然一新的理解台灣史的管道，不只是入門式的告訴了我關於台灣的過往，有哪些議題、人群還有事件是有趣且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我一個可以站立並且持平的凝視過去的台灣的平台。我想，如果妳/你也和我一樣讀完這本書，也許也可以站在這片平台上，重新望向自己的故鄉，然後對於過往的故鄉事，有一種全新的體驗。

Paulo Freire 1993 受壓迫者教育學

    作為拉丁美洲思潮中的經典，Freire在此書中闡述了自己對於真正的解放教育應該具有怎樣的哲學基礎，又該如何實行等等的問題獨到的看法。此書徹底的拒絕了教育作為壓迫者在生產壓迫體制的工具，提出一種不同於多數既有教育形式的解放教育學及其進路。
    Freire在此書中揭示了解放的教育學和壓迫者的教育學最大的不同之觸在於，解放的教育學以對話作為基礎，在教育的過程中不以傳遞特定的，為壓迫者選定之知識、世界觀以及價值作為教育的內容；相反地，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以對話為形式，以所有參與教育現場的參與者所面臨的情境作為主題和內容，透過對於這些處境進行提問，來引導參與者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並進而達成受壓迫者對於其所處的環境的醒覺。在此一過程置中，教育者本人並不想有任何權威的位置，他們在教室中和學生是平等的，透過一起對主題的探索，來完成類同於共學的目標。而共學真正的目的則在於要達成啟蒙，使受壓迫者對於其所處的情境得以正確的認識，必且認清自身所處的位置，從此之後，不再自外於環境以外，而是透過批判性的思維，來試圖改變其自身的處境。對於Freire來說，這是革命發起的第一步。
    在設立了目標之後，Freire指出在當前的教育形成與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倡議的形式上到底有和不同？Freire認為，壓迫式的教育學其一大特徵在於由教學者給定的議題、內容來進行受業，這些內容所呈現的和傳遞的訊息不僅未必和被壓迫者的處境相關，甚至可以是一種洗腦教育的過程，透過教育的過程，殖民者傳遞了特定的意識型態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在這個教育體系下，被壓迫者習得的價值體系是遮蔽和防範他們認清現實的工具，而且使得被壓破者˙們支持和信仰這個正在壓迫他們的體系。依照Freire的話來說，這使得被壓迫者的身上住著壓迫者，並且畏懼自由。
    為了要解除這樣的迷障，Freire認為要在教育現場以「對話」取代授業，換言之，就是教育工作者以一種人類學式的觀點準備教材--進入社群中考柴教育對象的生活情境，問題，並從中找出教育對象關注的問題進行討論，並且進而導引出他們對於自身處境的實在了解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換言之，Freire強調，必須要從受壓迫者自身的處境出發，才得以達成使他們對於自身處境的理解，並且進而養成批判思考的能力，而欲達成此一目標，進行對話就是第一步。
    在Freire看來，對話在解放革命中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強調對話不可能發生在革命之後，對話必然式革命的一個部分。這個論點的依據在於Freire視解放革命的目標為讓受壓迫者可以真正的脫離被壓迫的困境中而與他人維持平等的位置，因此Freire覺得，一場解放革命在這個調下必須視人人的享有話語權的，而革命領袖所爭取的，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少數菁英，而是所有的共同福祉，如果在革命的過程中沒有對話，或者認為對話只在解放後才出現，即便革命成功，受壓迫者依舊無法共享解放的果實。
    而也正是因為Freire所強調的革命概念如此的基進，因此他拒絕的不只是菁英們當前的階級利益，他同時也反對任何人透過革命來信截 及的再生產，Freire相信革命不是替人民革命，而是和人民一起革命 (Revolution is not for the people, but with people.) 只有和群眾一起的，才可能達致真正的解放。放諸此番言論於 Freire身處的年代和國度，也難怪他不是被關個不停就是被流放了！

狗小胖

小胖：

        雖然知道這天遲早要來，我原本以為冬天我踏上台灣的時候，你雖然那時很喘，但還是會在系館等著我的，不過顯然是我過度樂觀了，就在這個學期的最後一天，你卸下了在台大犬王的位置，離開了我們大家，雖然我們都滿傷心的，尤其是你最喜歡的那個幾個美女哭的亂七八糟的，不過作為你的飼主，還是感謝你十二年多來的陪伴，因為你和你媽的關係，讓人類系在台大顯得與眾不同，謝謝你啊！

        說真的，當我回溯記憶的時候，發現在你這傢伙在我的記憶中根本就是個 trouble maker，比如說當時只要捕狗隊來，你就屢試不爽的一定會被抓去關，於是我們就要騎車去遙遠的潭美街把你保出來。被抓去關就算了，你還喜歡在回來的路途中，在機車剛啟動時跳車，好幾次我就跟你一起魂斷基隆路了，不過算了，你知道我一向都不會跟你計較的。每次都跟你耳提面命下次罩子放亮一點，看到拿著長長竹竿的人記得要跑，你這有藏獒血統的傢伙怎麼可能跑輸那些捕狗隊的人勒？應該是根本沒有察覺他們的惡意吧？有時會為了你這種仁厚友善的個性感到生氣，畢竟洞洞館的那個年代，我們原本可是打著系狗可以幫忙看顧文物的旗號才把你媽跟你給留下的，結果你連對你有敵意的捕狗隊都這麼友善，可還真是拿你沒辦法啊～！但是，也許你不知道，但正是因為你這種大而化之的隨和個性，幫助了你自己，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流浪狗，可以在台大的校園裡安生立命，你這個犬王稱號，當之無愧啊！其實其他還有一堆你的糗事可以慢慢述說，不過我想就算了吧！畢竟你這個連最後一刻都還是又帥氣又任性的離開我們的傢伙，應該不想要讓太多過去的往事被老友抖出來是吧科科！

       喔對了，在你離開我們前的最後那幾天裡，傑夫說你一直擔心自己沒有完成你媽交付你的任務，要好好陪伴大家一類的，所以才一直拖著那個疼痛的病軀和我們相作伴到你再也撐不下去為止。我想要跟你說，你這個笨蛋，你媽交代你的任務打從你出生被你媽叼來系館正門的樓梯下的那天開始你就一直完美的在執行著了難道你沒發現嘛？從來進出我們系館的，甚至在放學時間經過學校大門形形色色的人們，都不會忘記你的啊！而也許你沒注意到，即使你只是慵懶的趴在樓梯上讓人摸摸你跟你聊聊天，都可能恰好的療癒了一個剛失戀的，被當的，或者有個壞日子的同學呢！你媽交代你的任務，你早就完成了啊！幹什麼這樣的苦撐啊？一定要這麼帥氣就是了，對吧？因為你老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好像沒聽到我們在跟你說什麼，所以我一定要再說一次，你媽給你的任務你已經很完美的完成了，謝謝你。

     如果真的有輪迴，記得回來考個人類系，系上的課程你差不多都聽完了，而且其中某些可能還一口氣聽了十多年了，我想台灣應該沒幾個人比你更熟悉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理論了，安心上路吧！朋友



浩右
2014.8.6

       

       

捷運殺人事件

近日在台北捷運上發生了隨機殺人事件，快速的閱讀了一些訊息之後，我有一些簡短的事情想分享。

兇嫌看起來這是一位沒有酗酒、精神正常然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的兇手。也就是說，他就像其他的每一位乘客一樣，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我們的身邊。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平凡性，所以造成了很多人的恐慌。

而隨著閱讀著相關的資訊時，Durkheim的自殺論不時的跑進思緒中。E, Durkheim 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他在這本社會學名著中曾經提及，一個社會中自殺的人其實可以細緻的區分成了數個不同的種類。礙於篇幅的關係，在此只能簡單的討論而不能細數。對於Durkheim來說，自殺者大致上可以分為病理因素造成自殺的，和社會型因素的自殺者。因為病理因素的自殺者並不在社會學討論的範圍內，因為這是個人自身的精神問題導致他們的自殺，而這種個體的問題是由心理學所處理的。另外一個部分並非病理因素的自殺者，則是Durkheim關心的課題。對於這些精神狀態正常者的自殺人群，他指出，自殺率往往是跟自殺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密切相關的。

今天這個事件的狀態也是一樣的，隨機殺人的出現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對於社會不滿表現方式，而在捷運這種充滿監視、人來人往的場合之內殺人則是將這種不滿的情緒張力展演到最高點。然而，對於社會的不滿來自何處？雖說這最終還是需要兇嫌的自白才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至少這暗示的是一個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在沒有任何其他管道可以紓緩宣洩的情境下，慢慢的開始浮上了檯面，並且被以種種反社會和反秩序的方式呈現。

因此，該檢討的應該是結構性的問題，而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必然是長期存在的。只是很遺憾的我看到的媒體似乎都還沒有能力去處理這樣的問題。於是我們只看到媒體的報導要不就是把兇嫌描述成滿身酒氣，不然就是要說他精神異常，總之，把所有的問題侷限在個人性的因素。然後政客名嘴就開始怪罪太陽花運動引起了某些社會角落的心理變態群出作亂云云。

只是，真的要說的話

兇嫌殺人兇狠沒錯，但在我看來冷血的程度跟簽個名就可以殺掉五個人再說自己崇尚佛法沒有什麼不同。

兇嫌在捷運行凶撕裂了常規秩序，造成了大家恐懼，在我看起來這種恐懼也跟立委三十秒通過攸關重大的議案造成的恐懼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因此，也許台灣社會結構一個很深層的問題，正是出在我們只對有真實的人在某處以赤裸的暴力行凶有感，卻對抽象而無處不在甚至影響更深刻的暴力無覺。對於前者認為應嚴厲以死刑相報，對於後者卻冷漠而無感並且縱容權力者對於社會上特定族群的持續性壓迫，很可能才是造成今日無差別殺人出現真正主因之一。

寫於 2104/05/21

Dan La Botz 1992 Mask of Democracy: Labor Suppression in Mexico Today.

在這本書中Dan La Botz全面的考察了墨國自從革命以降的勞動條件以及勞工運動使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一方面他考察了整個墨國直到1990年代初期的發展，同時也審視了在這樣的勞動架構下的勞動糾紛以及勞工運動的發展。

Dan La Botz指出，革命後的制憲派履行了革命時期和當時幾個重要的工會勢力的協商，江勞動保護和工作權等相關的概念納入憲法規範的範圍，是謂憲法第123條。而這也使得墨國擁有二十世紀地球上最先進的最具有勞動保障精神的憲法。然而，這並不表示在實際的執行上，政府就完全尊重憲法來設計體制和制定實際運作的法規。相反地，不管是在制度的設計上或者是後續的幾次勞動反的立法和增訂修補上，都在在的顯示了政府在實際的執行層面並未遵循憲法的精神。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當代的勞工困境也和整個勞動體制的歷史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Dan La Botz指出，正式因為墨國長期以來一黨獨大的政體，而幾個大工會又都隸屬在PRI之下，因此造成了當代的勞工問題。首先，如CTM、CORN這些大型的、PRI旗下的官方工會，其領袖和幹部並不是工人直選而出的，但是他們卻擁有各種資源並且負責和資方簽訂各種隸屬產業的勞動契約。而落實到地方工會上時，地方工會的領袖是由這些官方工會所指派和控制的。因此工會本身並不民主，也並不代表工人真正的聲音。

除此之外，當工人有所不滿的時候，他們也不能自由的決定罷工與否，罷工之前需要先和一個叫做 Board of Consolidation and Arbitration （BCA）的機構提出罷工申請。由BCA決定罷工合法與否，如果被裁定不合法，那麼國家機器就會介入強制終止罷工，而這個強制終止可以透過警察軍隊鎮壓執行，也可以是綁架或者以其他罪名起訴勞工領袖。一般來說，如果不是由官方工會發起的抗爭（而他們幾乎不太發起抗爭），往往會被判定是非法、不具有代表性的罷工。Dan La Botz指出， 這樣的勞動體制下，原本被設計來保護勞動者的制度通通被轉變成對抗勞動者權益的機制。勞工沒有辦法自組獨立工會，也沒辦法改變或者自選幹部使得勞工真正的聲音透過工會來和資方溝通。缺乏工會民主的這些大工會本身的利益也往往不和工人相契合。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機構、資方和官方工會三者聯合起來成為集體壓迫勞動者的體系。

Dan La Botz最後以一種異常悲觀的口吻指出，在缺乏工會民主的狀況下，墨國的總體勞動條件以及集體議價的能力將會隨著NAFTA的生效執行而變得更為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