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Satanic Mills or Silicon Islands? 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 By Steven C. McKay



    這本書企圖探討在菲國的高科技外銷加工出口區裡,四個不同企業的勞動狀況。McKay將其書中欲討論的主題分成三個部份:

1. 四國外資企業的組織與勞動控制
2. 菲國各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3. 工人對於不同形式的勞動體制的回應

    首先,作者設定其研究的對象工廠都是屬於高科技產業,有做半導體生產的,有做硬碟的。McKay認為,過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覺得高科技產業為了維持其生產的穩定性,所以會提供較多的正面動機給予其員工,使員工有較多的意願留在同一份工作上較長的時間。這和其他傳統產業相比,高科技產業提供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創造了較多社會學者所謂的Good Job(即福利優渥且工作穩定的工作機會);這和以勞動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相比,是比較理想的工作狀態。把高科技產業和勞動密集產業放在一起,則共構了所謂的二元工作理論。McKay在這本書中企圖指出,這種二元理論以產業作為區隔的標準很可能是有錯誤的。
    本書所討論的四家跨國企業全部都是高科技產業,但是四家工廠都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勞動體制。從高壓強迫(despotic regime)到購買賄賂(purchasing regime)到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再到工作協商(Negotiated Regime) 。作者希望藉由這幾家企業各異的勞動制度來說明即使在高科技產業中,即使叫好的HRM或者具有工會而可以進行集體議價的協商制度,都不是必然或者常見的形式。McKay指出,在菲國的例子中,私人企業透過和政府共謀,採行他所謂的strategical localization的策略,來維持其傳統高壓的勞動體制運作。
    McKay指出,他做研究的這四家工廠中有三家的人力資源部門是有鮮明的反工會色彩的。因此,這三家跨國企業的人力部門雖然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手段,但是其目的不外乎是從聘僱開始一系列的勞動過程中,預防和削弱工人組織工會和產生集體性的可能。以Storage Ltd.為例,這家生產硬碟的跨國企業從聘僱開始,就鎖定偏遠鄉村中教育程度不高、年輕且沒有工作經驗的女性作為招募的對象。在取得潛在勞工的基本資料之後,透過對於履歷的篩選、面談和筆試等等的過程錄用其理想的員工。而在試用期屆滿之際,還會派員進行身家調查,以每一種方式去避免錄用一個可能同情工會的勞動者,而將工人的集體性拒斥在大門之外。
    透過招募這樣的員工,Storage Ltd. 可以訓練這些年輕女性成為公司所想要的狀態,以便利於之後的勞動控制。除此之外,由於這些女工來自偏鄉農村,即便Storage Ltd. 提供相當微薄的薪資,但是對於這些女工來說仍然是顯著的生活改善而願意留在工廠中。換言之,透過刻意篩選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弱勢的勞動群體,Storage Ltd.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去打造一個穩定而便宜的Coercive Commitment Regime。
    另外,也有的公司是在菲國私有化外銷出口加工區之際透過加工區開發商以及地方政府的協力下,聯手打造出一個所謂的「工業和平區」,亦即無工會、無罷工的生產環境。從園區設計之初,就以空間配置、進出入管制、場區保全和監視系統等等的配置,排除了工人進行集會組織的可能;甚至地點也都選擇在大城市的近郊,並且鼓勵工廠提供通勤運輸取代宿舍,利用這樣的方式,使得工人盡可能的散居在城市的各地而有最少的機會聚居,已達成防止工人集體化的任何可能。
    除了這些預防措施之外,在廠內也設計了不同於HR的ER部門,除了舉辦定期的員工大會讓員工發表各種意見和營造一種員工有參與勞動決策的假象之外,ER部門也負責解決員工之間的糾紛以及和管理階層之間可能的衝突。透過傾聽抱怨和具體解決個體勞工的問題,ER部門的設置可以個體化每一位勞動者,並以個案的方式處裡一切的糾紛而預防勞工的集體組織的出現;作者稱這種方式為HRM系統。
    不論是哪一種制度,McKay提醒我們都不該忽略國家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以非常長的篇幅交代了菲國近代政治發展史,說明在歷任的獨裁者統治下,菲國政府刻意的不執行其勞動保護相關的法令,並在經濟發展的大纛下,以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跨國企業的進駐。而提供一個相對鄰近國家如台灣、韓國來說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說英文,但是又沒有工會傳統的勞動人口,也成了政府招來外國資本很重要的一個賣點。大體上來說,菲國歷任的獨裁總統和拉丁美洲的獨裁者相比,對於工會有著很不同的態度。
    在拉丁美洲,許多的獨裁政權傾向於視工會為政治上的合作夥伴,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大多採取支持或者至少默許的態度。這使得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都有非常強烈的工會主義傳統。但相反地,在亞洲國家中,獨裁者傾向於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和組織,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採取敵視的態度。
    基於這些高科技產業對於穩定生產的需求和反工會的傳統,菲國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商落地投資,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系統性的打壓工會的發展,並以此來吸引外商。除了興建外銷加工出口區時利用空間設計和地點選擇來排除工人出現集體組織的可能性之外,地方政府還會於廠商招工之際,積極的協辦就業博覽會;甚至以地方官僚系統和基層警政系統提供廠商應聘者資料,協助篩選勞工並且打造溫馴的勞動力。
    在書的後半段中,McKay宣稱要給予工人聲音,探討她們對於這些不同勞動體制的回應。這個部份大致上不脫女性主義者的二元觀點。亦即一方面認為由於女性從事了受薪、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所以女工們得以在工作以外的場域中獲得更多的自主性,但於此同時,也不會挑戰到廠內經理的決策和勞動體制。
    另一方面,則是抱持著另一個傳統提醒女性得到工作賦權的同時,也需要飽受資本主義的深刻剝削。其薪資是資本主義和地方父權論述共謀操作下的產物,不僅微薄且無法支應基本生活開銷。加上種種升遷和工作機會上的性別歧視,McKay認為,只有在Discrete Manufacture 這家工廠的制度中,因為有女性為主體的工會存在,因此不管在薪資、福利、升遷機會乃至於工作權上均較有保障。作者由此主張,勞工是否擁有集體議價的能力,對於改善女性勞動權力和條件至關重要。

    對我來說,本來念這本書是以為他會詳盡的討論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企業對於勞動體制的選擇及其背後的原因,結果他沒有。不過作者是很好的闡述了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國家是如何和私部門共謀,打造一個有利於商業發展但卻對勞動者不友善的經濟環境。McKay很詳細的描述了國家透過哪些手段幫助私部門達到他所謂的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狀態。不過,與其說他重視的企業間勞動體制的差異,倒不如說他真正關注的是企業怎麼採行地方化的策略以遂行其所欲的彈性生產目標。他關注的是企業在地化其勞動體制的過程,因此和我原本的想像很是不同。
    除此之外,McKay提供的四個個案,清一色的都是以女工為主體的企業,這樣的研究對象讓他得以延續過往女性主義研究者對加工出口區的女性勞動狀況進行研究所建立起來的傳統,進一步的討論gendered labor force在不同地區的沿革和變異類型。McKay在書中的確有提到有些工廠有契約勞動者的存在,但是並沒有對此多所著墨。因此,派遣工對於生產部門造成的影響衝擊在這本書中是看不到的。
    最後,McKay強調國家的角色,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下,國家並非真的退為了,也不只是對相關限制鬆綁而已。在競逐全球市場的大餅和吸引跨國企業前往投資之際, 國家其實有比鬆綁經濟管制措施更為積極的角色;他認為其實這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個「去規範(deregulation)」,而是一個「重新規範(reregulation)」的過程。就這點來說,我想我在墨國看到的例子也許也符合這樣的描述。綜合論之,即使這本書討論的主題和我的論文沒有必然直接的關聯性,但是書中對於國家和私部門共謀打造的勞動控制手段有很詳實的描述,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倒是不妨一閱。


2017年2月16日 星期四

Assembling Women: The Feminization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本書作者Caraway 以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全球製造業的女性化趨勢進行探討。其研究方法包括對於單一國家進行深度的訪談和民族誌田野調查;跨區域、國家、產業的統計資料量化回歸,以及跨區域的比較研。作者企圖以此討論製造業女性化發生的原因,並以此討論女性進入新酬工作之後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勞動環境是否發生任何的影響。
    Caraway指出,過往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在討論產業女性化的現象時,往往都淪於只處理到表象,諸如將女性的就業和勞動密集產業以及外銷導向經濟政策的制定進行因果性的連結。作者認為其實產業發生女性化(或男性化)的原因其實更為複雜,而且有著區域、國家、產業、勞動中介機構角色以及女性勞動力供給等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其中的任一因素都有其影響力,而沒有任何一個是具有決定性的。
    Caraway以印尼的紡織、汽車、板材業的女性狀況為例,指出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產業之中,產業的女性化與否甚至有著廠際之間的差異。而隨著產業發展的軌跡、經理人對於當地性別觀念和工作職位的結合,乃至於女工在勞動現場的存在與否等等諸多因素,其實都影響到了一個廠是否發生女性化因素。換言之,作者的批判和提醒在於,她認為我們不該用單一的歸因來理解女性化於產業中發生與否。
    除了印尼的資料以外,在書的後半段章節裡,Caraway用跨區域、國家、產業的資料來討論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的軌跡。她指出政府和工會作為勞動中介機構在不同國家中扮演的政治經濟角色對於產業女性化與否有著重要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政策鼓勵勞動密集的外銷導向產業時,產業的女性化比較有可能出現;Caraway對此的解釋是由於勞動密集產業往往面對比較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經理人會有較大的動力去改善其生產力;而性別化生產在許多區域裡都被是為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所以女性化較有可能在這些產業中發生。
    相反地,資本密集產業面對的是一個寡佔、低競爭的市場,經理人比較缺乏動力去進行生產力的改善,因此即使在這些產業中如果女性化發生將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省人事成本因為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高技術、教育需求的產業中反而比較顯著,但是即使是這樣,女性化也往往很難發生在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之中。
    除此之外,Caraway也指出,工會的政治經濟角色以及集體議價力量的強弱,也決定了女性化發生的可能性。她以拉丁美洲、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跨區域資料進行比較說明此一論點。在拉丁美洲,由於民粹主義的長期影響,使得這個區域的工會普遍的跟政黨有著較密切的關係。在一國政治經濟發展中也有較為活躍的位置和影響力,這種國度裡,多為男性所把持的工會對於產業的女性化往往構成阻力,因此產業女性化在這些國度中較難發生。
    而東亞國家諸如韓國與台灣,由於民主化前的獨裁政權傾向於將工人視為政治上需要統治鎮壓的對象而非可以結盟的夥伴,因此工會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甚微,其產業女性化的程度因此較高。即使在民主化之後鬆綁了對於工會發展限制,但是大體上來說對於工人的態度以及國家和勞動階級的關係依舊維持不變。東南亞國家的狀況亦然,即使政府沒有對於工人有如東亞國家一般的敵意,但是工會對於女性化阻擋的力量一樣薄弱,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相較於拉丁美洲有著較高的產業女性化程度。

    Caraway以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態度架構這本書中一些隱藏的論點。比如說她認為中亞國家的女性就業率低並不全然是因為伊斯蘭教義對於女性就業的限制使然而另有其他原因。她以同為伊斯蘭教的印尼為例,指出當外資有大量勞動力需求時,這些文化障礙自然就會被經濟區力給移除;換言之,Caraway的分析框架裡頭,文化也許是相對來說最不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思維也可以從她相對粗糙的文化分析中看出。在她對於印尼當地的性別觀念進行分析時,她以印尼語中的一個詞:Kodrat說明性別分工。Kodrat這個詞彙指涉了男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她以這個詞彙說明當地管理階層是如何把性別論述和工作職位相互扣和,並且以此為佐證說明印尼工廠內的工作安排是一種性別化的產物。
    然而,這個分析方式可說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在工廠研究中一個典型的進路:找到一個地方上的性別詞彙,宣稱這個詞彙對於理解工廠內的性別安排扮演著關鍵的理解角色,我們必須由此來了解廠內的性別狀況。某種程度上,這和強調key symbol的是我們理解一個文化的唯一鑰匙的象徵人類學是相似的;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類同,這所謂的key symbol如何選定往往都有著過於武斷的可能性。Caraway的這個研究為例,為何是Kodrat而不是其他的觀念左右的性別安排?對此,Caraway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做出任何說明。
    對於這種分析進路,我以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出在這樣的分析架構是研究者的選擇而不是經理人的選擇。即使Caraway宣稱印尼當地的經理人都有充分且完整的對於工作位置和性別配對的藍圖,但是這並不表示每個經理人都對kodrat這個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即使是當地經理都未必有此語言和文化理解的能力,更遑論外資工廠中,角色重要、位階權力高並且佔據決策最終裁決者位置的那些外籍經理了。
    因此,雖然作為一本更加細緻化的歸因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國家和產業間各自出現和不出現原因的研究著作,Caraway的這本書的確成功的深化了我們對於製造業女性化原因的理解。然而某種程度上來說,她還是沒有跳脫出女性主義研究者過去在工廠研究框架的窠臼。

2016年9月29日 星期四

Patriarchy on the Line: Labor, Gender, and Ideology in the Mexican Maquila Industry. By Susan Tiano





    這本書說是一部翻案研究,Tiano 在這本書理進一步的細緻化了Maquiladora Study中對於勞動力組成的理解,同時也修正了過去對於女工的一些顆版印象或者是對於現象成因解釋上的謬誤。她以Mexicali作為資料收集地,用量化的方式來說明勞動組成的改變。

    首先,在文獻回顧的部份,Tiano先將過去的研究成果分成兩派:一邊是 The Integrated Theory,這一派的人馬主張資本主義的進入和邊境的工業化創造了大量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機會、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並且提供給女性工作機會使得女性有機會進入正式經濟部門的職場,也提供機會給她們脫離家戶的父系威權的控制。綜括而論,這一派的看法著重在受薪工作對於墨國女性在性別位置和分工上的正向影響。

    而光譜的另外一邊則是 The Exploitation Theory,對於剝削理論的研究者來說,資本主義的進入以及邊境的工業化並沒有真的解放了女性,相反地,資本主義以本地的父權意識形態作為工具,提供了女性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薪資;亦即,女性收入總是家戶中的輔助性收入,而男性的收入才是一個家戶中的經濟支柱這樣的刻板印象。跨國企業利用這樣的刻板印象來壓低女性的收入並且達成節省勞動力成本的目的。因此,女性在這個邊境工業化的過程中,雖然進入了正式經濟部門,但是其地位並沒有在這個過程中有所改變,而既有的父權體制結構也沒有因此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除此之外,使用本地家父長制的權力結構去管理女工的管理策略在這些跨國工廠裡也是很常見的。

    Tiano認為,這兩派的看法未必是全然衝突與互斥的,她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和父權是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不完全整合狀態。一方面資本主義運動父權架構去控制女工,並且以壓低勞動力成本;但另外一方面,受薪工作提供了女性經濟自主的機會,這樣的經濟獨立性會損害家戶內的父權結構。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父權意識形態會透過更嚴格的管束女兒、妻子等家戶內女性成員外出工作或者經濟自主的程度,來達到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破壞的彌補。這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即使Tiano筆下的不完全整合的運作狀態。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女性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真正的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與性別分工,即使有也僅是片面的。換言之,Tiano認為 The Integrated Theory 和 The Exploitation Theory 之間並不是互斥的,二者只是強調了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之間拉扯的不同面向而已。

    除此之外,Tiano也指出,以Mexicali為例,真實的勞動狀況和過往的研究相比就更為複雜,過去的一些解釋也可能有所謬誤。舉例來說,過往的研究指出,隨著邊境工業發展計畫的擴張,Maquiladora-Grade-Worker-- 年輕、單身、教育程度相對高的女性-- 逐漸無法滿足勞動市場的需求,因此許多的邊境工廠轉而雇傭已婚或者單親、年紀較長且教育程度較低的女工。除此之外,關於 Ideal Worker的論述也隨著這種雇傭策略的轉變而開始轉變。過去認為年輕、單身且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對於工作的配合度高,且因為教育程度高也相對好訓練,加上年輕涉世未深缺乏組織工會集體議價的經驗因此也較容易規訓。然後隨著勞動組成的改變,當前的觀點開始認為單親或者已婚的媽媽因為經濟壓力關係而對於工廠的各種要求較為配合,也因為這個原因而不容易離職或者缺工;對於離職率始終高居不下的邊境工廠來說,這是一個相對理想的雇傭群體。

     Tiano同時也透過統計資料指出,過去總是認為Maquiladora的發展帶動了邊境城市的經濟發展並且形成一種拉力把女性拉入正式經濟部門這樣的看法很可能是錯誤的。統計資料指出早在邊境工廠開始發展之初,邊境城市的服務產業就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而且女性勞動的歷史其實可以回溯到更久遠之前,這表示了即使邊境工業計畫的確有助於邊境城市的經濟發展,但是也就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而未必是主力。這同時也帶出了另外一個討論:因為邊境城市往往具有相當規模的服務產業,因此女性就業的選擇性較諸過往的邊境工廠研究者所說的還要廣闊了許多,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研究者認為 Maquila-grade-worker的缺乏是因為邊境工廠蓬勃發展導致供不應求的解釋很可能是錯誤的,這些年輕的女性不是不存在也未必是數量不足,純粹只是因為他們在勞動市場上具有較多的人力資本和優勢,所以選擇了更為理想的工作環境。
 
    雖說這本書裡面的提供的資料與觀點都是在2000年左近的時候的邊境狀況,因此很多的觀點到了現在也都還是有修正的必要,不過我覺得她的切入和觀察對於更細緻化的理解邊境工廠的發展乃至於和邊境城市的各種產業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不過這本書相對來說比較算是要對於邊境工廠研究略有涉獵,對於發展到2000年左右時的理論脈絡略有掌握之後再來念會比較有效果的書就是了。


   

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

Lives on the Line: Dispatches from the US-Mexico Border


        這本書嚴格說起來不是民族誌而是報導文學的作品。作者是一位亞利桑那州的記者,這本作品算是她長期採訪幾位邊境人物之後集結而成冊的。作者呈現出的是這個地處Arizona 和 Sonora邊境的雙子城:Nogales裡各種生活的面向。書中總共有五個不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分別是邊境工廠裡的女工,得了癌症的環境保護人士,企圖跨越邊境卻被誤殺的無文件移工和邊境巡警,工廠經理和其運作慈善機構的先生,以及一群在連結兩國的下水道裡生活的青年幫派份子。這些人各自處在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Nogales,而作者透過書寫這些人的故事,來呈現1980年代之後,Nogales這座城市的急遽變遷,以及它所承載的希望和絕望。

        由於邊境工業發展計畫的執行,使得美墨邊境許多原先人口稀少而純樸的小鎮在短短的十數年之間快速的改頭換面。Nogales雖然因為地理位置的影響,並不是最快發展起來的區域,但在幾個米國大廠入駐之後也逐漸成為邊境工廠的重鎮。於此同時,由於墨國本身經歷了貨幣貶值還有經濟危機等等的事件而失去了許多的工作機會並且產生了大量的無文件移工,這使得美國的德州和加州也都開始執行越來越嚴格的邊境控管措施,而使得原本這個不為移工青睞的Nogales逐漸成為移工和毒梟運毒時最主要的通道。

        一方面,邊境工廠的入駐對這個邊境城市也帶來了顯著的改變,在原本缺乏工作機會的北方,maquiladora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因此吸引了許多的年輕女性來到這裡落腳,這導致了Nogales的人口激增,基礎建設不敷使用,因此衍生出了許多的問題。多數的勞動者無力購屋、負擔水電舖設等等,因此只能使用從工廠淘汰的、過去可能是裝載化學液體的容器來裝日常用水。勞動者的居住條件和工廠內部嶄新明亮又先進的環境相比,彷彿是恩格斯筆下的十九世紀的工人處境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的差別。不過,對於許多原本身處在更為貧困條件下的女工來說,邊境工廠提供的穩定薪資收入的確對於他們和其家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改善。某種程度上,女性成為薪資勞動階級之後,也逐漸改變了女性在家戶內的位置,並且進而對於墨國原本相當父權的家戶性別分工逐漸產生了影響。

        而另一方面,邊境工廠雖然某種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在墨國本身寬鬆的環境政策底下,卻也對於許多生活在邊境的人帶來了直接健康上的傷害。對於空氣和水的污染導致許多的在地居民得了不治之症。書中得了癌症的環保運動者,就是在得了癌症之後才開始追尋病源,並且進而喚醒了地方居民對於環境和邊境工廠造成的污染的注意。

    除此之外,當女性成為家戶內主要的生計收入者,但是過長的工時和男性持續的在撫育後代的過程中缺席,這樣的光景造成了許多的社會問題。許多缺乏人照顧的小孩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就流落街頭並且結黨成派以圖生存。毒品、暴力、性、金錢等等也成了這個快速擴張的城市中無可避免的黑暗面。於是,Nogales就在這些故事的交織錯綜中,同時承載了希望與絕望,也同時彰顯了邊境的問題的複雜性,任何的簡化都將會導致我們理解問題的障礙。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How to Write a Lot?



相當喜歡這本書,一直以來作為在米國念書的人,英文學術寫作就一直是我的罩門,尤其是在小時候英文不管是單字或者文法的底子都沒有打好的狀況下,即使來了這好幾年,英文寫作還是一直都很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每一次寫出來的東西都很難獲得良好的評價,所以越寫越怕,越怕就越不想寫,越不想寫就越不會寫。然後,在沒有練習的情況下,幾乎就永遠不會進步。

也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底下一路掙扎,之前也不是修過寫作課,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米國修的各種寫作課,教的不外乎一個文體應該怎麼寫,要注意的結構有哪些,然後文法怎樣什麼的。但是這樣課程設計對我來說,其實還是沒有辦法真正的理解到自己的英文寫作問題在哪裡,只能知道自己還是很有問題。然後在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去試圖改善自己的寫作。

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最慘烈的地方就在於當大家都跟你說妳的英文寫作有問題,但是其實即使一字一句的跟你講述你哪邊犯了錯哪邊應該怎樣講比較像英文,在沒有抓到那個錯誤的類型和模式之前,其實根本上是很難改進的。除此之外,由於心裡一直有一個「自己英文很爛」的心魔在那邊,對於寫作這件事情就變得越來越恐懼,越來越不敢也不想寫。

直到這個學期又修了另外一門寫作課,除了在課堂上所學到的(那些另外寫一篇討論好了),這本剛剛念完的書也讓我所學甚豐!

簡單的說,這門課還有這本書,其實都在教一件事情:「怎麼多寫!」這個系統背後的概念很簡單,就是如何在每天的日常生活裡面安排出一段固定的時間,然後在這段時間裡面不做的別的事情就是寫作。因為每天固定寫,即使每次的時間不長,但是積少成多積沙成塔。每日每日的寫,然後量就出來了,量出來之後,在刪除錯誤的或者不需要的段落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心痛也不會那麼猶豫,然後品質慢慢的就會提昇了!

除此之外,也正是因為每天寫的緣故,不管內容是什麼,都等於是規律的在練習,而規律的練習正是進步的基礎。有練習的情況下,寫作的品質也就會慢慢的進步。

在這本書裡面,除了後面兩章是在討論學術的期刊文章和專書要怎麼寫應該注意些什麼比較是專業寫作的細節之外,前面的章節都是在綜合性的討論寫作的習慣怎麼養成,如何維持動力等等這一類的問題。我覺得在看完之後的確有一種徹底的改變了我過去對於「如何增進寫作能力」的思維,加上作者本身的文筆很流暢,文詞上也頗為幽默風趣雖說有時很苛薄,不過也算是苛薄的恰到好處,相當推薦!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


    謝國雄這本台灣勞動研究的重要著作是以田野調查為方法,對民國70-80年代的勞動狀況進行研究,希望從一般的勞動體制的設計、薪資制度的安台、勞資糾紛的調解、工傷案例的處置,以及工會法的變革等各個面向,來勾勒台灣的勞動觀,以及勞工、雇主、國家三者之間的互動與關係。謝以西方學者的勞動研究作為他山之石,希望透過田野現場所獲得的材料,描繪出台灣的勞動體制的特殊性。
    以思考「作為工資的對價,勞動力到底是什麼?」作為研究意識的起點,謝國雄認為在資本市場和國家的同謀底下,壓制了勞動者集體意識和力量的發展,使得勞動在台灣成為一個個體化的現象。如果在加上謝口中的「台灣社會認知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影響,這些因素就共同打造了以「純勞動」作為基調的台灣勞動觀。
    所謂的「純勞動」其實涵蓋了勞動現場裡的諸多面向。謝從台灣70-80年時代以加工代工製造外銷商品,使得經濟豈非而有大量中小企業如雨後春筍出現的時代談起。他指出正因為加工出手貿易熱絡、商機處處,因此提供了許多「黑手變頭家」的機會。原因小頭家忙不過來的事頭會發包出去給人做,而這些按件計酬的計件供或者公司工廠本身的員工則有可能自己跳出來成為小頭家;這種以專精「孤單項」而創業的現象,即是謝所謂的「從事頭衍生頭家」的狀況。
    在此,謝指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其一是因為市場上嘉義的是勞動成果,而非勞動力本身,因此勞動力並未直接被市場化。這也就是說,因為頭家太多,所以在市場上交易的是以加工後的成品或者半成品來進行的,而非以衡量一個人的勞動力後價購之,所以勞動力在這種勞動體制下,並未直接被市場化。
    再者,人人都有機會成為頭家的一體兩面是勞雇關係的不穩定以及嚴苛的受僱生涯使得有野望的雇員出來創業。依照謝的觀察來說,這些跳出來創業的小頭家為了在激烈競爭的市場忠存活下來,往往也會無可避免的沿用之前受僱生涯忠的勞動體制;而事頭、頭家則構成台灣勞動體之的基調。
    接著,謝以一章的份量討論「事頭」。與事頭息息相關的事給薪制度;由於事頭大多屬於接單代工,隨著市場的熱度和淡旺季的差異而可以有皆單量上的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的頭家不會以請人的方式來因應偶遇的大單,而是把自身無力消化的份量外包出去,成為一個發包計件制的勞動環境。在這樣的制度忠,雖然薪資是以件計價,但是每一件的單價制定,則是故只以工人每個人月平均收入為基礎來決定的。換言之,是一種計時制的薪資概念以計件制的形貌出現。在這種制度下,雇主和勞工同樣認定「有做有錢」、「沒做吃自己」的觀念時,讓雇主得以免除其對於勞動力再生產所應付的責任。
    「純勞動」在這裡,是以資方邏輯推展到極致的姿態呈現的,而這也可以從台灣計件制的三個特色中來呈現:

1. 幾無底薪
2. 假日不支薪
3. 沒有其他的勞動保障和福利

從這當中可以看出,某種程度上由勞資共同分享的:「資方僅對其購買的勞動有責任,對勞動力再生產或者勞工生活的其他面向則沒有義務負責,頂多只有道義責任」構成了「純勞動意識」的主旋律。
    不過,即使勞雇雙方分享了「純勞動意識」的某些面向,事情仍然不完全是如M. Burawoy 所說的「志願性順服」。在謝的觀察中,工人並不是完全買帳的,這在勞資糾紛和工傷等情境中會呈現出來;而在這些案例中也可以討論國家的角色。也就是說,正是因為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使得Burawoy所討論的內部機制在台灣不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法律規範和實踐與資方共構而成的市場專制的狀況。
    所謂的市場專制只的是在勞雇關係中,即使國家以法規規範應為和不可為,但是在執行上怯往往未盡其力而放任勞資雙方相互拉扯糾纏。這可以從一般的勞資糾紛或者工傷案件中看出。國家雖有法律規範糾紛的處理機制,但是一來於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比如說勞保退保只需由雇主發動而無需勞動者認可),二來則是監督執行不力,使得國家的介入不僅沒有做到對工人賦權的效果,甚至反而有強化資方權威專制的結果,也因此強化了謝所謂的市場專制的狀況。
    最後,謝從工會法1911-1990之間的嚴格來討論「純勞動」的先決要件即勞動個體化的出現。謝指出,工會法的修訂除了1924年的版本中呈現出相當進步的法隔以外,後續的修訂並沒有遵循任何一致的法律精神,而是國民黨依其控制工人的需要而修改;同時因為共產黨在對於工人的組織動員能力遠勝國民黨,因此整部工會在1929年之後的數次修改都使得這部工會法充滿了鎮壓性格。至1990年代的修法,以廠場工會作為基本單位的設計將工會微縮化;這種種的措施等於破壞了勞工的集體力量,並且將勞動個體化。某種程度,缺乏集體協商能力的勞動環境,正是「純勞動」意識得以橫行的主因。


 

2015年5月16日 星期六

Desert Capitalism: What are teh Maquiladoras? By Kathryn Kopinak


    本書書成年代在NAFTA上路左右的那幾年,而作者的田野調查時間應該是在NAFTA之前完成的,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討論1990年代中葉時期的邊境工廠的發展以及預測NAFTA對於maquiladoras的影響。當時,墨國的一些官員以及經濟學家曾經預測邊境工廠的生態將會因為NAFTA吸引了更多高科技產業進駐墨國北邊邊境區域而帶來一種俗稱二元經濟的效益。
    所謂的二元經濟指涉的是和傳統的生產模式相比,有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強調相對較小規模的生產,坐落於離客戶端較近的位置,以期可以快速反應市場的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需要有較高的技能,更多的彈性,和較好的報酬。因此學者們預期一旦這類型的工廠入駐墨國北境,將對整個maquila的產業結構帶來很大的衝擊。在這個預測中,難境就業人數將會大幅的增加,工人的技術職缺增加,薪資水平也會因此而大幅上升;這種高科系的maquiladors將會和傳統的低薪的、勞力密集的邊境工廠產生巨大的對比並且在邊境區域構成一個二元經濟的狀態。作者對於這樣的預測感到懷疑,因此在 Nogales-- Sonoran區域,對於位處當地的汽車周邊產業進行調查,看看狀況是否真如官員學者的預測。
    Kopinak指出,Nogales雖為邊境的第三大城,但是其基礎建設是相對匱乏的。在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期,因為Salinas政權放寬外國投資的限制,使得許多元欣的內陸產業都面臨如如果不maquiladora化的話,就會面臨關廠倒閉的命運。於是,原本許多座落在墨國內陸墨城附近的汽車產業把在內陸的廠遷往北方並且邊境化。作者發現,當這些本該是屬於歌科技的產業來到北邊之後,並沒有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帶來顯著的改變,事實上過去在內陸大量僱傭的技術勞力職缺反而減少,資方將過往相同的工作以低薪、低技術勞動者取代之。在這樣的狀況下,Nogales及其鄰近區域並未因為汽車周邊產業的入駐而有顯著的改變,二元經濟的模型並未在這個區域出現,或者說,並不是以之前預期的形式出現。
    Kopinak也同時考察了本區的勞動市場和僱傭狀況。高居不下的離職率一直都是maquiladoras經營者很頭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Nogales區域也同樣的有出現,作者以新聞媒體包括報紙、廣播等媒介中的廣告來討論當地的勞動市場組成,以及不同的工廠經理希望尋找的理想員工。作者提到了個工廠為了解決缺工的問題所以時不時的透過提高各種福利來爭取勞工,這些福利包括提供通勤運輸、免費午餐、各式折價券等實質的福利來吸引勞工就業並且維持穩定的勞動出席率,不過成效似乎不甚佳便是。而這種現象連帶的引起另外一個討論即:當缺工、勞力短缺現象普遍,為何對薪資的提昇沒有顯著的改善?駔者發現,這很可能要從多個層面說明。首先,是邊境發展計畫(BIP)對於外國資本最大的誘因不是墨國的市場、不是優異的基礎建設,(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東西),而是低廉的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墨國有很先進的勞動憲法,但在政府和外資的合作之下,長期系統性的壓抑薪資水準的提昇。墨國以此換取外國投資而外資以此換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於是,墨國得到許多由外資企業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即使那些幾乎都是些爛工作的工作機會,而外資企業則透過轉移其生產線到墨國而將環境污染的成本轉嫁給國家、並且取得墨國邊境價格低廉又好控制的勞動力。
    再者,在邊境區域缺乏工會的傳統,即使有工會也都是企業工會,欠缺支持工人權益工會的狀況使得當地的工人欠缺集體議價的能力,在多數的情況下,工人對於自己權益難以保障,而且也欠缺參與生產決策的管道。
    最後,則是因為BIP下的邊境工廠和本地市場以及經濟環境脫勾,其成本收益均是以美國市場為基礎並且以美元計價,因此當披索 peso貶值的時候,maquiladoras的資方並未受到負面的影響;相反地的,領取披索作為勞動報償的當地勞工則深受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這些都在增加資方的獲利效率時也傷害了勞方的生活水準。
    大致上來說,這本書因為已是25年前的研究,所以在資料上多少有些老舊,而這也因此使得他其中的某些觀點今日看來略顯過時,不過總體來說仍是很紮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