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 星期五

Arturo Escobar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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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bar的這本書雖說因為我對發展理論以及發展和依賴理論之間的脈絡的不甚熟悉,因此暫時無法定位這本書。不過光就整本書中豐富的內容和有利的論證,應該都足以讓這本書在整個論辯中佔有一席之地。Escobar本書主要想要探問發展作為一種論述,最早是在戰後出現的一種油全球的菁英和權力核心者所共享的進步概念,然後從這個進步概念擴及到全球希望能夠分享進步的果實。於是在這個夢想的號召之下,在第三世界執行著各種以經濟成長為目的的發展計畫,最後卻讓這個菁英的夢想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惡夢。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和進步的夢想不只沒有兌現,卻造成了許多的未發展和赤貧,以及隱形的剝削和壓迫。本書之中,作者分別從被問題化的貧窮、經濟發展和成長、食物和饑荒、權力和可視性等幾個主題來探討發展作為一種論述在過去辦個多世紀以來對於全球的衝擊和影響。

Escobar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米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除了智利於復甦歐洲經濟之外,為了要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因此將其視野投向了第三世界。於是,他們突然發現了充斥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貧窮。而這個突然被發現的貧窮問題就吹起了重塑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結構的號角。發展的種種計畫在初期就是打著消滅貧窮為口號進軍第三世界國家。Escobar點出了辦個多世紀以來影響著發展論述的各種元素;比如說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風行米國的凱因斯學派提供了政府、國際權力干涉經濟發展的思想基礎。對於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則促使了發展計畫往往傾向於強調個人和市場的獨立連結而忽略了社群發展的可能性。依附在地方父權既存體系下執行的發展計畫則抹除了女性在經濟生產中長期以來的存在和既有的位置。而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出發點的各種發展計畫一旦進入了第三世界國家則往往強迫當地人接受西方的價值觀。

Escobar認為,這種種的面向來看發展論述時,我們就會發現其實發展這概念本身並不是什麼全新的東西而只是把既存的舊元素重組之後的成品。除此之外,從上面的描述中也可以清楚的看見,發展論述本身是一個文化性的組合。不過這種文化性的組合在科技詞彙和科學知識的包裝下成為一個將其文化元素引強起來的、中性且客觀中立的,並且是「追求第三世界人民福祉」的一套論述。透過將第三世界及其人民納入專業知識和西方科學的研究中,除了發現了普遍存在的貧窮現象並且將之問題化之後交給技術部門如經濟學家來處理。這個將第三世界專業知識化的過程排除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干擾而成為純粹中性的科學問題。在這個被知識化的過程中,第三世界被磨塑唯一個和西方不同的,處於多種問題交織的狀態,而唯有透過經濟發展才能夠蛻變並且擺脫種種磨難的他者。

這種透過發展才能改善落後的信念成了整個發展論述的機數,同時Escobar指出,即使幾乎每個十年左右,發展論述的內容都會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但是即使是這樣,這整個基本的框架一直到現在也不曾真正的改變過。舉例來說,即使是從凱因斯學派的干涉主義到復甦了的新古典/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完全競爭和放任自由市場這種光譜極端的典範轉移,也都不曾真的影響過整個發展論述的框架。也就是說,關於遇到問題之後如何解決的看法可能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透過發展來解決問題卻是無庸置疑的。這個框架的背後則同時也包含了一種「只有西方的科學知識是拯救是人免於苦難的唯一真理道路」的觀點。

而我們也可以在綠色革命或者環境保護這兩個不同的議題中看出這種傾向。雖說各家標準不一,因此這個世界有10-15%或者三分之二的人處於饑饉之中。但不管怎麼樣,饑荒的問題需要被解決,而解決的方式就是來自西方的現代化農業,如機耕、化肥,僅可能的提供鄉民產能以銷售於市場等等。於是,西方再次的發現了新的問題,並且透過世銀去之行解決問題的計畫。不過,很快的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計畫背後的另外一個目的則是透過農業現代話來生產大量便宜的食物以供給給城市裡面的無產階級和其他的工業區塊。也就是說,綠色革命真正服務的對象並不是饑饉中的人們而是國家的經濟成長。

Escobar更進一步指出,綠色革命不只沒能解決饑荒的問題,相反地,因為發展的成果分配不同,導致大量的小農不只被迫退出原本的生計農作,有些比較不幸的甚至還被逐出土地成為無產階級。再一次的,西方的發展專家們往往在實際下鄉前(其實作者深深的懷疑這些搭乘頭等艙住五星級飯店的世銀幹員們是不是真的有下鄉)就已經自認十足的了解問題並且有完整有效的解藥了!而這解藥一定有用,「因為我們已經在西方實際驗證過了!」

這兒也可以稍微跳出來討論一下發展對於鄉民社會的認識。大致上來說,鄉民長期以來被視為非理性、無知且守舊的保守人群。但是作者認為一定程度上這只是因為鄉民社會原先呈現的圖像並不是這些發展專家們所熟悉的ㄋ阿種特定的知識類型。而專家們又只相信這一特定的知識類型和其典範下生產出的知識,於是處理鄉民社會的方式就變成要不就是改造他們,史他們成為在這個典範下可被認識的對象。而在發展過程中成功被改造的那些小農們會成為樂於擁抱市場的商人,至於那些失敗的人口則會被是為「剩餘人口」而最終會被蓬勃發展的經濟(如果有的話)所吸收。亦即,無產階級化。而不管怎麼樣,在發展論述的指導下,綠色革命就像一個西方權威父親無私的教誨無知的第三世界小孩怎麼讓自己吃飽的計畫。

這樣的父權結構在發展論述中,不只不是該被消除的對象,相反地,還是發展論述依附其上以求計畫得以順利施行的原因。作者指出,除了第三世界女性一開始在發展論述中缺席,之後則是只被當成繁衍後代的存在,然後是個生產和在生產者。不論是哪一個時期的對於女性的認識,都是一種剝除了女性主體性之後的工具性存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女性主義者也已自身的問題當做是第三世界女性的問題並且希望提供協助。換言之,這套女權意識的進路和發展論述的思維如出一轍。Escobar認為,這根本就是女性主義指導下生產出的知識為父權架構所收編並且為了鞏固父系霸權而服務。

總之,Escobar的這本書,我認為他是雜揉了Foucault關於論述、知識和權力的討論,以及Saide的東方主義來討論發展的。他的進路大致上是服膺了 Foucault的看法,當一個對象被納入了知識論述之中並且被系統性的認識之後,這對象就在這個知識體系中具有可視性;而一旦成為可見物,那就成了權力監控、凝視和管理的對象。而以西方的科學知識體系來觀看第三世界則呈現出一種東方主義式的色彩,亦即,這個可視的第三世界視特定的凝視角度下的第三世界,和真實的第三世界未必真的那麼有關係。而在Escobar的認識中,發展的論述就是建基在這樣的立場上持續的創造出發展的計畫。而這種特定的凝視角度,也是為何全球菁英眼中的理想成為第三世界人民的惡夢的原因。

2014年2月22日 星期六

Ann T. Jordan 2003 "Business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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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人類學分支發展介紹性的書籍,主要是介紹商業人類學這個分支是在做什麼。Jordan從這個分支發展的歷史談起,之後涵蓋了倫理以及當前幾個比較成熟的研究取徑,算是清楚簡單的介紹了這個分支至今大致的發展狀況。

商業人類學可以說是從工作的人類學忠發展出來的分支。早期的工作人類學者如 Mayo(呃,其實這人算是一個心理學家)和 Warner合作的西方電子的實驗計畫而開門立派。不過在那個年代主要的研究取向還是由Mayo主導的實驗室研究為主。這一派的研究者以芝加哥為大本營,被稱之為 Human Factors School。他們算是第一批的組織人類學者,指出工廠內部處於工人之間的非正式組織以及社交關係五軮往對於工作效率有重要的影響。這一個學派領導了工作人類學的發展將近二十年,一直到1950年代左右Hall等人對於後ˋ逐漸之頻繁的日本--米國的經貿合作感到興趣,於是開啟了跨國文化溝通的相關研究。

不過隨著60年代時外在環境的變遷,如越戰、反戰、人權運動等等的事件,加上米國政府企圖雇用人類學者收集敵人的資料,這些都引起了學界的倫理焦慮,而商業人類學這種有時也是替權力優勢者服務的分支就因此暫時沉寂了。直到80年代之後,米國人類學會的倫理委員重新開放契約研究,這個在當代複雜社會中研究市場經濟行為的分支才又重新開始蓬勃發展。至此之後,商業人類學發展出消費行為的研究,設計人類學和組織人類學以及全球化相關議題的討論。

大致上來說,Jordan指出不論是消費行為或者是設計部分的研究,人類學方法的優勢在於我們可以很直接的接近消費者日常聲中的消費傾向和習慣;設計師或者工程師因此可以設計出符合目標群體的產品。另外,也有探討人與機器的互動關係時讓設計師可以創造出更直覺、更容易使用的機器。至於組織研究的部分,作者指出,除了必須要對倫理議題份外的敏感之外,組織研究也可以幫助企業運作的更有效率,人類學者也可以扮演勞資之間的橋樑幫助雙方建立更加和諧的僱傭關係。在跨國企業的情境中,人類學者可以扮演文化掮客的角色避免合作的雙方因為文化預設上的差異而造成誤解。

最後的這個掮客角色不只是用余跨國企業、政府機構或者室NGO之中,也是用於國際貿易夥伴之間。Jordan以 Tomoko Hamada對於米日在70年代開始的合資企業為例,指出因為兩國的文化預設迥異,因此不論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上,或者是決策風格以及溝通模式上,誤解幾乎隨時在發生,而商業人類學者的研究有助於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


2014年2月20日 星期四

Leslie Salzinger 2003 Gender in Production: Making Workers in Mexico's Global Fac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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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非常精采的作品,作者以四個不同的maquiladora作為案例相互對照,以此來說明性別作為一個範疇,對於全球化時代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跨國生產來說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不管是在理解全球化生產的生產過程及其生產力的來源,或者是勞動控制的策略,性別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不過,Salzinger認為性別範疇雖然重要,但是性別意義(Gendered Meaning)這個填滿此一範疇的事物則可以非常具有歧異性,而且每一個地方的行動和時間都可以很是不同。

為了要更好的看到這所謂的性別意義,Salzinger認為要從Productive Femininity這個被全球化的跨國企業經理人普遍熟悉的論述概念,同時也要從工廠中生成的subjectivities這兩方面共同著手。在生產的女性特質這個概念上來說,當發達國家的資本加開始把製造業移往第三世界國家時,他們把目標員工指向女性勞動者;而在這個聘僱策略上則是因為女工的薪資水準往往比男工更低,且在父權宰制的社會中,這些女工往往更順從,更有可塑性也更容易管教。因此,這個生產的女性特質的概念就在跨國企業進行海外生產時,成為這個產業的一種勞動意象。經理人們在管理和招募員工時,也往往是以這個概念作為理想員工的指標進行聘用。因此,性別不只成為搜尋「便宜又好」的勞東指標,同時勞動控制和管理也是圍繞著系別進行的。

Salzinger又指出,早期的女性主義工廠研究者點出了性別之對於全球化下的跨國生產的重要性,然而她們的分析停止於工廠的大門之外,對於門內性別怎麼影響生產過程和實際的勞工管理,這些學者多半只是臆測而已。而為了補足這個不足,除了工作現場的民族誌之外,Salzinger認為討論在工作現場中形成的 gendered subjectivities也是很重要的切入點。

她認為,工廠中的主體性即便是在最不受重視並且剝奪工人任何決定的泰勒主義下,都依舊有其重要性。在Tylor的文章中,他和工人Schmidt對話時所使用的修辭,實則都是訴諸Schmidt的自我認同。Salzinger點出了工人的自我和主體性對於管理策略的重要之處。由主體性的角度切入可以讓我們看到性別化的管理策略,在不同的工廠中是如何被操作的。而性別化的意義又是如何被不同的工廠所調整和利用。

作者以四間孤逞腌說明四種不同的狀況。在|Panoptimex中,因為經理特別重視整間工廠的容貌而不甚重視生產效率(因為電視市場的利潤率太低,競爭過於激烈所以多數廠商生產電視並不是為了要獲利而是要維持其品牌在電視市場的能見度),所以整間工廠中充斥著打扮時尚的女工。經理、領班們和女工之間的調情也成為一種工作現場的勞動控制手段。Panoptimex裡也有少數的南宮,他們基本上是被忽視的一群工人;Salzinger解釋說,在這個女係特質被強調和放大的工作現場裡,男工因無法競爭而被忽視,但卻因為這樣享受到相對於時刻被環景監視的女工們來說要來的更多的自主性。然而對於自身男裡氣概的需求其實也成為一種勞動控制的手段,當男工出現過於失控的狀況時,經理會將他們調往「女性的」工作項目作為懲罰。因此,不管是對於男女工來說,性別都是有效管理的一個重要管道。Panoptimex呈現出的是一種可說是服膺了全球化生產中的「生產的女性特質」的論述的在地實踐。透過把女工情慾化的方式進行管理並且把情慾和生產力相互連結而使之難以區分。Salzinger以 Panoptimex的例子指陳性別範疇在跨國工廠中對於勞動生產和控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Particimex中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生產的女性化特質。為了回應1980年代在 Jaurez市出現的女工運動風潮以及缺工等等的現象,生產汽車Harness的 Particimex,其經理毅然決然的把工廠遷至附近的小農鎮 Santa Maria,並且在此地招募女工。雖說當地的人力市場以及經理的招募策略都使以尋找柔順的第三世界國家女工作為目標,然後Particimex的經理本身一邊深黯國際上的女工論述,以及跨國企業對於墨國文化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企圖改變這樣的印象。因此他在工廠中,經理建構的女性特質形象是截然不同的。透過團隊合作的生產系統,經理在團隊合作中強調女工們的自主性,鼓勵女工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做決定。而經理也不懼怕衝突而是傾向於面對衝突並且勇於妥協的方式進行管理。換言之,Particimex磨塑的是一個有自信有能力和自主的女性特質的形象。這不僅和全球化生產中對於女工的認識截然不同,也和Santa Maria當地依舊相當父權宰制的兩性互動模式相衝突。Salzinger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Particimexy在一個易於複製不管是全球化生產的性別論述或者是地方上的父權宰制結構的區域創造了新的女性意象,這很好的說明了全球化生產中性別範疇的重要性,以及性別意義的可塑性。

Andromex是一間做拋棄式醫療用衣物的工廠,在這個共識被女性化的成衣產業中,經理卻反向操作的僱傭了大量的男性勞動者並且將這份工作建構成是一份男人的工作。Salzinger指出,由於技術需求高,經理不樂見太高的離職率,因此給予勞工相對於其他邊境工廠要來的優渥的待遇。這份薪水勉強可以讓勞工單薪撐起一個家庭,在這種情況下,等於是把勞工塑造成是一個 breadwinner的角色而非只是一個賺錢補貼家計的勞動者。而男工們也會在勞動現場持續的把工作建構成「這是一份男人的工作」的形象,以及因為包裹嚴密、去性化的制服也都有助於男女工同時接受這樣的性別意義。Salzinger同時也指出,經理時則不會刻意提及性別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因為「工人作為生產者」、「工人作為家戶的經濟支柱」這種形象本身就是一種男性化的工人形象了。也就是說,在這個廠的例子中,性別是隱身在聘僱的薪資結構之後的,性別範疇依舊重要,但是性別意義卻被徹底的翻轉,不過也因為性別內建於結構之中,而之無需身於工作現場。

Anarchomex則提供了一個反例,和Particimex生產相同的汽車零件,Anarchomex的經理堅持相信那套跨國的生產的女性特質論述,而持續的把工作建構成是一個女性化的職業,罔顧在其工廠中實際上有超過半數的勞動者都是男性。男工們為了奪還和證明其男子氣概,因此把工作場合重新定義成了一個社交場所,並將另外一半的女工都情慾化為潛在的交往對象。工作現場因此變成了社交場合,調情、情慾化的互動優先於對於生產的關注。也就是說,性別在Anarchomex並未成為管理勞工的工具,反而變成是勞動者和經理之間競爭的範疇。

在最後,Salzinger探問為何性別在全球化的生產脈絡下如此重要?以及生產的女性特質這個意象為何如此的根深蒂固?並試圖點出一條我們如何看待這種生跨國生產的薪道路。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幾個論點可以分別從兩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首先是在全球化的層次來看,Salzinger的貢獻在於她提示了一個固執的生產女性化的意象是全球化生產中醫個清楚的範疇。然而當這個性別化的範疇到了在地實踐的情境之中時,性別化的意義卻可以是有多種形貌的並且是高度個體化的。因此,那套流行於全球跨國企業的論述到了在地實踐的層次時,只是一套素材原料,可以被經理們依照自己的理解、背景、企圖心以及需求任意的填充以不同的意義和形塑之。

另一個層次則是針對女性主義者對於邊境工廠的研究修正上。Salzinger指出女性進入受薪勞動市場之後,女性主義者原先期待的是經濟獨立的女性可以崩解父權宰制的結構。不過很快的他們發現事情並不如預期,邊境工廠的工作不僅以父權宰制的結構協助了資本家對於女工的剝削,同時女工在剝削後的薪資所得也反饋回家庭而鞏固了既存的父權結構。對於這種「女性就是XX」的命題,Salzinger提出了另外一種切入的可能。她認為,這種「女性就是XX」的描述阻礙了我們看到女工真正的主體性。她認為假定女性軍事一位經濟壓力或者是順服於父權宰制的架構而接受了工廠內部的剝削狀態其實是一種過於簡單的假設。這種假設不必然符合於實際發生的狀況,而真正促使女工們接受這種剝削情境的是在工廠內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工廠外的社會結構。

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上,Salzinger腔調了工作現場裡的管理對於主體性磨塑的重要性,而也只有在面對了這種主體性磨塑的過程,並且將工作現場中的性別提升到有意識的層次,我們才會開始探問是否當下的許多現況是無可避免的配置?而也只有在這樣有意識的察覺周遭為性別所環繞的狀態下才能開啟我們思索不同道路世界的機會。

我個人很喜歡這本書,不過我覺得她對於工廠內的主體形塑這個部分的強調,剛好跟Burawoy後期對於自己早期著作的反省批評中認為自已忽略了外在的家庭、階級背景等等因素對於工人帶進工作現場的習性的影響這個觀點正好相反,而這個是一個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因為很明顯的是工廠內外的工人對於自我的認識顯然都會影響到他們不論是對於社交或者是對於工作的態度,而這兩者是會交互影響的,不過怎樣呈現出這種交互影響的特性則是一個需要深入發展的方法論上的問題。

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

Eric R. Wolf 1966 Peasants

長期以來不論是現代國家的政府施政時或者是學者進行研究時,每當遇到鄉民社會往往感到手足無措,並且普遍的把鄉民當做是種固執、無知且迷信的保守生物。簡單的說,現代國家往往把鄉民當成是一群需要被教育、改造以符合現代國家對於公民期待的對象。而學者則時常不知怎麼置放這批人的位置。Wolf再這本小書中將是希望指出鄉民社會並不是一個無形體、空洞的存在。相反地,這是一群人有著其自身特有的組織邏輯和秩序。除此之外,鄉民不管是選擇了保守傳統不輕易改變或者是接受外來的事物而改變。這種選擇對於Wolf來說都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一般對於鄉民社會的刻板印象認為鄉民的保守作為一種文化特質這件事情在Wolf的觀點中其實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而在這本書中,Wolf也試圖指出這種保守性格的原因。Wolf 希望透過經濟、社會關係和意識型態三個面相來說明鄉民社會的特質。

大致上來說,Wolf 在經濟層面是以鄉民的一般生活中需要積累哪些Fund作為衡量的基礎,他認為在鄉民社會中,每一位鄉民都需要不同的面相的資金積累,而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確保他以及他的家人生計的延續。在這個基本需求作為底蘊的情況下,在不同社會型態下的鄉民需要以不同的策略來面對外在社會。比如說, 他們可能需要準備其他的資金去滿足地主、領主/國王或者是國家機器對其的需索。除此之外,鄉民們也可能需要一些資金在市場上購買其所需,或者是透過儀式的舉行來維繫他們和其他鄉民之間的社會關係。隨著社會型態的不同,土地制度、繼承制度以及外在力量對於鄉民社會的要求在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狀況下,鄉民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平衡自身家計之所需和外在的索要。

換言之,Wolf 基本上是認為,我們應該以鄉民必須滿足其基本需求這一底蘊作為核心的考量,然後去檢視在每一個不同的鄉民社會中出現的家戶型態、社會組織乃至於宗教實踐。雖然每一個鄉民社會都有所不同,不過大致上來說都脫離不出對於這個底蘊的考慮。只是在這本小書中,Wolf 包山包海的討論了幾乎世界各地所有鄉民社會的例子,因此這也就造成了要摘要這本書時的難度很高,因為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對於世界各地複雜的鄉民社會的摘要啊!

2014年2月11日 星期二

Carolina Bank Muñoz "transnational Tortillas: Race, Gender, and Shop-Floor Politics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Muñoz 考察了一個名為Tortimundo的跨國食品企業。Tortimundo是一間墨西哥老闆有持有,衝港遍及歐米墨的跨國企業,主要是以生產tortillas為主,但同時也生產原物料如麵粉、欲米粉以及製造墨西哥餅的機器。本書考察Toretimundo分別在California以及 Baja California兩端的 tortillas生產工廠(Hacienda CA 以及 Hacienda BC)裡的勞動過程 ,並以此來討論兩個不同層面的現象:

1. 宏觀的國家移民、經濟以及外交政策;中層的地方區域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微觀的工廠內部的工作現場這三個層 次的力量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

2. 性別、種族和階級之間的Intersectionality

Muñoz 指出,在米國端的CA,管理階層一方面以大家同是墨裔共同在這個不友善的異鄉打拼作為論述來說服員工對公司效忠。但是另一方面則利用移工的身分來分化工人。將無身分的移工放至大夜班並且給予較低的薪水。同時還不時的利用米國的移民政策去威脅和調降無身分移工的薪資水準。而具有合法居留身分的員工雖然在各方面的待遇普遍都好些,但是自從雷根以來施行的心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工會的力量以及取消了各式的社會福利之後,等於是減少了這些合法居留的員工們失業時的緩衝。因此,無論身分的有無,因為米國的移民和經濟社會政策的影響,CA的員工幾乎沒有任何的籌碼,而只能任由管理階層打造一個專制控制的勞動現場。

而在Baja這一端,BC的管理策略截然不同。Muñoz指出,由於墨國本身外銷導向的經濟政策,設計了數個邊境工業計畫區吸引外商至此設立跨國工廠。一定程度上這造成了墨國內陸的人口流往邊境。於此同時,因為米國邊境的軍事化,使得舉家遷徙過國界這件事情變得風險太高,最後往往只有男性越過邊境而留女人小孩於墨國這一端。於是,這在墨國的邊境城市創造了一個以單身和單親女性為主的勞動力市場。這些女性對於工作穩定的需求往往超過薪資水準的考量。而BC作為一個在地的食品工廠,又正值於這個跨國工廠開始離開墨國繼續南遷的時刻,於是成為女工心目中較好的工作選擇。BC的管理階層也了解這些女工缺乏其他的選項,因此性騷擾等等的行為層出不窮,甚至成了一種工廠內部的管理策略。女工們被迫競豔以吸引管理階層的注意力從而確保其工作穩定性。而在這個競豔的過程中,膚色、階級等種種因素也一起入場交互發生作用。

之後作者則稍微討論了一下抵抗相關的議題,探討為何近期都沒有集體的抵抗行為。而其觀點不外乎國家政策的影響導致移工處境更為坎苛、工會勢力的衰退,墨國政府的默許云云。這種種條件加總在一起使得集體的抵抗近乎不可能,而勞工們只好轉向個人式的微抵抗。

Muñoz企圖在本書中把 Intersectionality的理論運用到國家政策、地方勞動力市場以及工作現場這個組合上去。一定程度上是滿成功的,我們 可以看到國家力量如何有意無意的替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大造出一個有環境;以及國家力量如何創造出柔弱易受傷害的勞動階級。在勞動現場的討論中,她也算是滿成工的點出即便CABC的管理策略不同,為何他們都可以打造出一個專制的管理模式。這些分析都還算是滿漂亮的,只是或許正如她自己所坦言的,她實際上和工人們的接觸時間並不算長,因此當她討論到抵抗的章節時,其實是非常虛弱的。而工人們是否如她所言的沒有任何顯著的抵抗,這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


再者,或者是分析策略使然,其實整本書裡幾乎看不到任何人的能動性,只能看到結構的力量無情的漫壓在無臉無名的工人身上。難道說我們真的沒有別種理解工作現場的方式?就算真的沒有顯著的抵抗,是否真的就表示工人是柔順的?這些可能都是需要加以思考和詳細觀察的。

2014年2月6日 星期四

James C. Scott 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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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這本抵抗研究暨鄉民社會研究的重要經典中揭露了一種之前長期為學界所忽略的抵抗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抵抗。Scott指出,過往的研究者追學著Marx, Gramsci等人的腳步氣探問馬克思預言中最大的錯誤,亦即那個不曾發生的革命為何不曾發生。Gramsci及其後繼的學者傾向於解釋革命之不發生肇因於各式思想上、意識型態上的障蔽以及誤導。於是,馬克思口中的階級意識不曾出現,而革命的種子也因此未曾真正的萌芽。

Scott抱持著不同的看法進入田野,他以馬來西亞一個務農的村落Sedaka作為例子,描述了這個以稻作為主的村落面對國家帶來的綠色革命後的一年二收、以及農業機械話等生產層面上的衝擊。以及因為這個改變給予原先就較為富裕的大農戶和地主更多的優勢,同時也逐漸的江窮人叢原先在生產過程中持有的位置上驅逐出去,使窮人不論在經濟上、日常社會生活中,甚至宗教儀式裡都逐漸的邊緣化。換句話說,綠色革命和階謝話造成了貧富矛盾在地方上的深刻與尖銳化。

在這種狀況下,Scott指出,鑑於當地的經濟是一種「隱晦的壓迫經濟」(Dull Compulsion Economic) 亦即,在社群的最底層,主要是靠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維生的那些窮人們期所能夠獲得的工作機會是仰賴婦人給予的;只要窮人處於這種情境裡一天,他們就傾向於不會公開的、集體的對抗婦人,或者對生產過程中那些對於窮人不利的改變表示不滿。

不過,這並不表示抵抗就不存在,而窮人均為順服的肉體。事實上,從各種的詩ˋ見中可以看出的,窮人援引了過去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在二收之前的那種強調主從關係的論述來攻訐富人現在的行為。傳統上,村中不論貧富必須是一體的,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的生計都應該獲得照顧,而富人也有義務接濟貧困者、提供工作,並且在祭典節慶時出資並且邀請窮人一同參與。然而這種傳統隨著二收以及農業機械化的進入而逐漸遭到破壞。富人如今不再願意或者勉強於接濟困窮者,許多過往提供給窮困者的勞力工作如今為機器所取代,並且慶典中的開銷逐漸減少而窮人能夠獲得的禮物也因此減少。這些變化在Scott的用詞裡,是一種趨向於市場的經濟理性逐漸開始取代傳統道德經濟的過程。

一年二收雖然帶給鄉民集體的生活品質的提昇,但是伴隨而來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改變卻使得中下貧濃逐漸失去租佃土地的能力而開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而收割機(Combine-harvester)的使用則取代了過往收穫季節裡提供給底層勞動者的工作機會。

在這樣的改變下,窮人透過流言指責富人的貪婪、吝嗇以及他們不再履行伊斯蘭教義中腹語富人的責任。或者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抵制使用階謝收割的農戶、禁止外面的卡車直接進入搓落搬運收穫後的米袋以維護村中送米者的工作權益。乃至於偷米、殺死牲口等等的匿名行動來表達窮人們對於當前富人們的作為,以及生產上的配置的不滿。

以Sekdaka的作為例子,Scott企圖點出的是,過往的研究者聚集在那種有明確行動、意識,並且是集體形式的抵抗周圍進行研究時,其實並不能涵蓋到抵抗的所有形式以及概念。和這些研究呈現鮮明的對比在於,Sedaka的抵抗藏身於日常生活之中,期行動往往是由個人發動、未經組織和計畫的進行,並且通常是有具體的敵人同時還對於發動者往往會有立即的好處。這些特質都和過往的抵抗研究者所預設的抵抗概念很是不同,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建基於鄉民的日常經驗上而出現的抵抗行為。

Scott以此進一步的反省了左翼革命研究的缺失,大致說來,他含蓄的點出過往的研究者在探找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不論他們口中說的階級意識或者意識型態的謬誤等等,這種階級意識的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會像是知識分子所期望的、以某種抽象的、歷史性的力量那樣的形式存在。因此,對於這種問題的探問,並以此作為革命不曾到來的答案,對於Scott來說是圖勞的,且也只是一種悲觀主義的擴散。Scott本身對於抵抗的洞見,則開啟了抵抗研究的新取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如今也成了一窺素人抵抗的新路線。並且,正如Scott所言的,只有當我們將研究的焦點也放到藏身於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時,我們所研究的抵抗,才不是由權威結構所定義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