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這本抵抗研究暨鄉民社會研究的重要經典中揭露了一種之前長期為學界所忽略的抵抗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抵抗。Scott指出，過往的研究者追學著Marx, Gramsci等人的腳步氣探問馬克思預言中最大的錯誤，亦即那個不曾發生的革命為何不曾發生。Gramsci及其後繼的學者傾向於解釋革命之不發生肇因於各式思想上、意識型態上的障蔽以及誤導。於是，馬克思口中的階級意識不曾出現，而革命的種子也因此未曾真正的萌芽。
Scott抱持著不同的看法進入田野，他以馬來西亞一個務農的村落Sedaka作為例子，描述了這個以稻作為主的村落面對國家帶來的綠色革命後的一年二收、以及農業機械話等生產層面上的衝擊。以及因為這個改變給予原先就較為富裕的大農戶和地主更多的優勢，同時也逐漸的江窮人叢原先在生產過程中持有的位置上驅逐出去，使窮人不論在經濟上、日常社會生活中，甚至宗教儀式裡都逐漸的邊緣化。換句話說，綠色革命和階謝話造成了貧富矛盾在地方上的深刻與尖銳化。
在這種狀況下，Scott指出，鑑於當地的經濟是一種「隱晦的壓迫經濟」(Dull Compulsion Economic) 亦即，在社群的最底層，主要是靠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維生的那些窮人們期所能夠獲得的工作機會是仰賴婦人給予的；只要窮人處於這種情境裡一天，他們就傾向於不會公開的、集體的對抗婦人，或者對生產過程中那些對於窮人不利的改變表示不滿。
不過，這並不表示抵抗就不存在，而窮人均為順服的肉體。事實上，從各種的詩ˋ見中可以看出的，窮人援引了過去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在二收之前的那種強調主從關係的論述來攻訐富人現在的行為。傳統上，村中不論貧富必須是一體的，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的生計都應該獲得照顧，而富人也有義務接濟貧困者、提供工作，並且在祭典節慶時出資並且邀請窮人一同參與。然而這種傳統隨著二收以及農業機械化的進入而逐漸遭到破壞。富人如今不再願意或者勉強於接濟困窮者，許多過往提供給窮困者的勞力工作如今為機器所取代，並且慶典中的開銷逐漸減少而窮人能夠獲得的禮物也因此減少。這些變化在Scott的用詞裡，是一種趨向於市場的經濟理性逐漸開始取代傳統道德經濟的過程。
一年二收雖然帶給鄉民集體的生活品質的提昇，但是伴隨而來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改變卻使得中下貧濃逐漸失去租佃土地的能力而開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而收割機（Combine-harvester）的使用則取代了過往收穫季節裡提供給底層勞動者的工作機會。
在這樣的改變下，窮人透過流言指責富人的貪婪、吝嗇以及他們不再履行伊斯蘭教義中腹語富人的責任。或者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抵制使用階謝收割的農戶、禁止外面的卡車直接進入搓落搬運收穫後的米袋以維護村中送米者的工作權益。乃至於偷米、殺死牲口等等的匿名行動來表達窮人們對於當前富人們的作為，以及生產上的配置的不滿。
以Sekdaka的作為例子，Scott企圖點出的是，過往的研究者聚集在那種有明確行動、意識，並且是集體形式的抵抗周圍進行研究時，其實並不能涵蓋到抵抗的所有形式以及概念。和這些研究呈現鮮明的對比在於，Sedaka的抵抗藏身於日常生活之中，期行動往往是由個人發動、未經組織和計畫的進行，並且通常是有具體的敵人同時還對於發動者往往會有立即的好處。這些特質都和過往的抵抗研究者所預設的抵抗概念很是不同，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建基於鄉民的日常經驗上而出現的抵抗行為。
Scott以此進一步的反省了左翼革命研究的缺失，大致說來，他含蓄的點出過往的研究者在探找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不論他們口中說的階級意識或者意識型態的謬誤等等，這種階級意識的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會像是知識分子所期望的、以某種抽象的、歷史性的力量那樣的形式存在。因此，對於這種問題的探問，並以此作為革命不曾到來的答案，對於Scott來說是圖勞的，且也只是一種悲觀主義的擴散。Scott本身對於抵抗的洞見，則開啟了抵抗研究的新取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如今也成了一窺素人抵抗的新路線。並且，正如Scott所言的，只有當我們將研究的焦點也放到藏身於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時，我們所研究的抵抗，才不是由權威結構所定義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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