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

    謝國雄這本台灣勞動研究的重要著作是以田野調查為方法，對民國70-80年代的勞動狀況進行研究，希望從一般的勞動體制的設計、薪資制度的安台、勞資糾紛的調解、工傷案例的處置，以及工會法的變革等各個面向，來勾勒台灣的勞動觀，以及勞工、雇主、國家三者之間的互動與關係。謝以西方學者的勞動研究作為他山之石，希望透過田野現場所獲得的材料，描繪出台灣的勞動體制的特殊性。
    以思考「作為工資的對價，勞動力到底是什麼？」作為研究意識的起點，謝國雄認為在資本市場和國家的同謀底下，壓制了勞動者集體意識和力量的發展，使得勞動在台灣成為一個個體化的現象。如果在加上謝口中的「台灣社會認知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影響，這些因素就共同打造了以「純勞動」作為基調的台灣勞動觀。
    所謂的「純勞動」其實涵蓋了勞動現場裡的諸多面向。謝從台灣70-80年時代以加工代工製造外銷商品，使得經濟豈非而有大量中小企業如雨後春筍出現的時代談起。他指出正因為加工出手貿易熱絡、商機處處，因此提供了許多「黑手變頭家」的機會。原因小頭家忙不過來的事頭會發包出去給人做，而這些按件計酬的計件供或者公司工廠本身的員工則有可能自己跳出來成為小頭家；這種以專精「孤單項」而創業的現象，即是謝所謂的「從事頭衍生頭家」的狀況。
    在此，謝指出了幾個很重要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其一是因為市場上嘉義的是勞動成果，而非勞動力本身，因此勞動力並未直接被市場化。這也就是說，因為頭家太多，所以在市場上交易的是以加工後的成品或者半成品來進行的，而非以衡量一個人的勞動力後價購之，所以勞動力在這種勞動體制下，並未直接被市場化。
    再者，人人都有機會成為頭家的一體兩面是勞雇關係的不穩定以及嚴苛的受僱生涯使得有野望的雇員出來創業。依照謝的觀察來說，這些跳出來創業的小頭家為了在激烈競爭的市場忠存活下來，往往也會無可避免的沿用之前受僱生涯忠的勞動體制；而事頭、頭家則構成台灣勞動體之的基調。
    接著，謝以一章的份量討論「事頭」。與事頭息息相關的事給薪制度；由於事頭大多屬於接單代工，隨著市場的熱度和淡旺季的差異而可以有皆單量上的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的頭家不會以請人的方式來因應偶遇的大單，而是把自身無力消化的份量外包出去，成為一個發包計件制的勞動環境。在這樣的制度忠，雖然薪資是以件計價，但是每一件的單價制定，則是故只以工人每個人月平均收入為基礎來決定的。換言之，是一種計時制的薪資概念以計件制的形貌出現。在這種制度下，雇主和勞工同樣認定「有做有錢」、「沒做吃自己」的觀念時，讓雇主得以免除其對於勞動力再生產所應付的責任。
    「純勞動」在這裡，是以資方邏輯推展到極致的姿態呈現的，而這也可以從台灣計件制的三個特色中來呈現：

1. 幾無底薪
2. 假日不支薪
3. 沒有其他的勞動保障和福利

從這當中可以看出，某種程度上由勞資共同分享的：「資方僅對其購買的勞動有責任，對勞動力再生產或者勞工生活的其他面向則沒有義務負責，頂多只有道義責任」構成了「純勞動意識」的主旋律。
    不過，即使勞雇雙方分享了「純勞動意識」的某些面向，事情仍然不完全是如M. Burawoy 所說的「志願性順服」。在謝的觀察中，工人並不是完全買帳的，這在勞資糾紛和工傷等情境中會呈現出來；而在這些案例中也可以討論國家的角色。也就是說，正是因為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使得Burawoy所討論的內部機制在台灣不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法律規範和實踐與資方共構而成的市場專制的狀況。
    所謂的市場專制只的是在勞雇關係中，即使國家以法規規範應為和不可為，但是在執行上怯往往未盡其力而放任勞資雙方相互拉扯糾纏。這可以從一般的勞資糾紛或者工傷案件中看出。國家雖有法律規範糾紛的處理機制，但是一來於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比如說勞保退保只需由雇主發動而無需勞動者認可），二來則是監督執行不力，使得國家的介入不僅沒有做到對工人賦權的效果，甚至反而有強化資方權威專制的結果，也因此強化了謝所謂的市場專制的狀況。
    最後，謝從工會法1911-1990之間的嚴格來討論「純勞動」的先決要件即勞動個體化的出現。謝指出，工會法的修訂除了1924年的版本中呈現出相當進步的法隔以外，後續的修訂並沒有遵循任何一致的法律精神，而是國民黨依其控制工人的需要而修改；同時因為共產黨在對於工人的組織動員能力遠勝國民黨，因此整部工會在1929年之後的數次修改都使得這部工會法充滿了鎮壓性格。至1990年代的修法，以廠場工會作為基本單位的設計將工會微縮化；這種種的措施等於破壞了勞工的集體力量，並且將勞動個體化。某種程度，缺乏集體協商能力的勞動環境，正是「純勞動」意識得以橫行的主因。


 

Desert Capitalism: What are teh Maquiladoras? By Kathryn Kopinak

    本書書成年代在NAFTA上路左右的那幾年，而作者的田野調查時間應該是在NAFTA之前完成的，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討論1990年代中葉時期的邊境工廠的發展以及預測NAFTA對於maquiladoras的影響。當時，墨國的一些官員以及經濟學家曾經預測邊境工廠的生態將會因為NAFTA吸引了更多高科技產業進駐墨國北邊邊境區域而帶來一種俗稱二元經濟的效益。
    所謂的二元經濟指涉的是和傳統的生產模式相比，有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強調相對較小規模的生產，坐落於離客戶端較近的位置，以期可以快速反應市場的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人需要有較高的技能，更多的彈性，和較好的報酬。因此學者們預期一旦這類型的工廠入駐墨國北境，將對整個maquila的產業結構帶來很大的衝擊。在這個預測中，難境就業人數將會大幅的增加，工人的技術職缺增加，薪資水平也會因此而大幅上升；這種高科系的maquiladors將會和傳統的低薪的、勞力密集的邊境工廠產生巨大的對比並且在邊境區域構成一個二元經濟的狀態。作者對於這樣的預測感到懷疑，因此在 Nogales-- Sonoran區域，對於位處當地的汽車周邊產業進行調查，看看狀況是否真如官員學者的預測。
    Kopinak指出，Nogales雖為邊境的第三大城，但是其基礎建設是相對匱乏的。在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期，因為Salinas政權放寬外國投資的限制，使得許多元欣的內陸產業都面臨如如果不maquiladora化的話，就會面臨關廠倒閉的命運。於是，原本許多座落在墨國內陸墨城附近的汽車產業把在內陸的廠遷往北方並且邊境化。作者發現，當這些本該是屬於歌科技的產業來到北邊之後，並沒有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帶來顯著的改變，事實上過去在內陸大量僱傭的技術勞力職缺反而減少，資方將過往相同的工作以低薪、低技術勞動者取代之。在這樣的狀況下，Nogales及其鄰近區域並未因為汽車周邊產業的入駐而有顯著的改變，二元經濟的模型並未在這個區域出現，或者說，並不是以之前預期的形式出現。
    Kopinak也同時考察了本區的勞動市場和僱傭狀況。高居不下的離職率一直都是maquiladoras經營者很頭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Nogales區域也同樣的有出現，作者以新聞媒體包括報紙、廣播等媒介中的廣告來討論當地的勞動市場組成，以及不同的工廠經理希望尋找的理想員工。作者提到了個工廠為了解決缺工的問題所以時不時的透過提高各種福利來爭取勞工，這些福利包括提供通勤運輸、免費午餐、各式折價券等實質的福利來吸引勞工就業並且維持穩定的勞動出席率，不過成效似乎不甚佳便是。而這種現象連帶的引起另外一個討論即：當缺工、勞力短缺現象普遍，為何對薪資的提昇沒有顯著的改善？駔者發現，這很可能要從多個層面說明。首先，是邊境發展計畫（BIP）對於外國資本最大的誘因不是墨國的市場、不是優異的基礎建設，（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東西），而是低廉的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墨國有很先進的勞動憲法，但在政府和外資的合作之下，長期系統性的壓抑薪資水準的提昇。墨國以此換取外國投資而外資以此換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於是，墨國得到許多由外資企業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即使那些幾乎都是些爛工作的工作機會，而外資企業則透過轉移其生產線到墨國而將環境污染的成本轉嫁給國家、並且取得墨國邊境價格低廉又好控制的勞動力。
    再者，在邊境區域缺乏工會的傳統，即使有工會也都是企業工會，欠缺支持工人權益工會的狀況使得當地的工人欠缺集體議價的能力，在多數的情況下，工人對於自己權益難以保障，而且也欠缺參與生產決策的管道。
    最後，則是因為BIP下的邊境工廠和本地市場以及經濟環境脫勾，其成本收益均是以美國市場為基礎並且以美元計價，因此當披索 peso貶值的時候，maquiladoras的資方並未受到負面的影響；相反地的，領取披索作為勞動報償的當地勞工則深受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這些都在增加資方的獲利效率時也傷害了勞方的生活水準。
    大致上來說，這本書因為已是25年前的研究，所以在資料上多少有些老舊，而這也因此使得他其中的某些觀點今日看來略顯過時，不過總體來說仍是很紮實的研究。
   

David Graeber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這本書是 David Graeber 在「債的歷史」之後的又一大作，全書分成兩個部分，前半段算是在交代整個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的始末和前因後果，後半段則是在討論這場運動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它所引出的思考。這篇摘要將不會討論前半段的內容，畢竟每一個國家的社會運動都有奇自身發展的脈絡，不太有可能把一模一樣的運動策略移地重新再現一次，因此在這裡將會著重於討論後半部，也就是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場在2011年時震驚世界的社會運動到底意義何在？
    Graeber認為，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是奇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同的政治運作的可能性展示。當媒體、政客乃至於保守派甚至某些自由派的人士質疑佔領者沒有清楚的訴求而只是來亂的時候；Graeber認為他們其實完全沒有搞懂這場運動真正的意義。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不是一種為了達到某些特定的政治訴求而由社會運動者採取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整個佔領運動中的所有決策都是透過由所有人一起參與的大會共同產生的共識而決定的。這種共識決的執行是無政府主義式的直接民主的成果。佔領運動中是以大會為形式，透過多重代表制的方式來形成共識決。不過Graeber強調，在這種共識決的決策過程中，有幾典試很重要的。首先，所有人組成的式一個平行的組織，沒有或僅可能少的出現任何的科層系統，至於由上而下的組織結構更是必須竭力避免的。
    再者，代表制和代議制的不同之處在於代表制只表不議；這些在小組討論之後推舉出來的代表其職責只在於中時的傳遞每一個小組達成的共識；而不是被小組委託出來代言討論，討論的過程是在每一個小組中完成的。因此，代表某種程度上只是傳聲，而且任何時候只要小組成員發現代表沒有忠實的傳達本組的意見時，他們都有權隨時更換代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Graeber強調，共識決的形成可以採用任何有想像力的形式，形式並不是問題所在，可以依照參與的人數規模來決定要採用怎樣的形式生成共識。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被強迫著去執行他所不認可的決定。換言之，沒有任何的強制力、暴力內建在這整個決策的過程，所有的人都是志願性的和彼此合作。而這也是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最不同的地方。
    正是因為整個政治事務的運作過程是如此的不同，因此佔領華爾街運動本身無需提出任何的訴求，因為它正展演著其政治上的訴求。在這樣的情況下，Graeber強調，其實不提出訴求的同時，也就是對於既存的權力體制正當性提出反對。換言之，既然都已經拒絕承認既存權力體制的正當性了，那麼自然也就沒有對之提出訴求的必要性。Graeber指出，這種無政府主義式的直接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和當前這個以暴力、警察、監獄所支持的「民主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在這本書的後半段，Graeber開始討論和分析當前的民主、憲法、國家等等的議題。在它的看法中，當前的國家實踐的根本不是一套民主的制度，而是一套打著民主之名，實際上卻讓1%的人們鞏固其統治的體系。這其中諸多的問題除了資本主義和如今蓬勃的發展倚賴的以不再是商品生產，而是透過金融產品這種虛擬的貨幣遊戲來創造利潤，然後再透過債所造成的罪惡感和國家機器的力量，持續的將窮困者的財富掠奪給1%的統治者。
    除此之外，透過注資來控制主流媒體和國家機器，使得一般大眾相信當前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僅是唯一的制度，同時也是最好的制度。透過這種方式企圖來防止人們想像一套不同的可能性；而一旦有人提出創新的觀點時，就會被要求提出一整套完整的配套措施，Graeber認為這種要求是有問題的，因為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哪一種改革、革命是先有一整套完整的規劃才去進行的，所有的配套幾乎都是再做中思考、反省中出現的。

    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我覺得無政府主義所倡議的這種直接民主，很可能才是未來人們真正的理想社會中基礎的形式，即便現在看起來毫無頭緒這應該怎麼出現，不過至少Graeber給了我們一些概念和想頭。除此之外，我覺得也可以拿這本書以及他的另外一本「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裡的概念來討論一下台灣當前社會運動的發展。也許也可以拿這個作為藍本，去思考一下當初的野草苺那個冗長的看似無休無止的會議卻又難以形成共識的原因為何。
    這本書相當精采，而且中文本的翻譯也很流暢好讀，不過我還是想要稍微抱怨一下中文書名的翻譯根本就跟原本的英文書名無關，參考了一下中文本的出版日期，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沒好久出版的，這樣看起來，感覺上也許是因為某種商業行銷的考量所以才譯成這個書名。某種程度上來說，跟Graeber在書中所倡議的理念對照來看，其實還滿有點諷刺的，希望如果以後有再版的機會時，能夠把書名改回來。

Tony Judt "Ill Fares the Land|" 厄運之地

     本書書成的時間應該介於2009~2010年之間，也就是適逢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佔領華爾街運動方興未艾之際，或者是剛結束不久的時刻。某種程度上來說，當時正是在左翼思想而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場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的金融海嘯即其後續的效應缺乏與會去描述與批判的時刻。人類的民主發展看起來正一步步的被腐蝕，而世界正一步步的踏入一個由少數政治經濟菁英所把持的寡頭政治時代；即使有著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後續各種形式的佔領運動出現似乎也無例改變現況。雷曼兄弟等諸多在金融海嘯中滅頂的震央在「大到不能倒」的思維使然下，由全民買單壞帳，於此之際股東會繼續享受著山真海位過著肥貓生活。自由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未曾保證了民主的擴展，卻反還回去侵害了前人努力取得的民主果實。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Tony Judt寫成了此書。在這本書中，Judt成功的只出了當時的米國其一些西方社會遭逢的問題。他口中所說的：「我們（指戰後嬰兒潮的世代）留給了下一代怎樣的社會？」這個問題的答案，在Judt眼中，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因為不曾經歷過他們父母輩所經歷過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大恐慌，因此對於那些福利國家的措施視為是沈悶的、抑鬱的而過多對於個人控制的。他們因為不曾實際的經歷過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那段讓人類絕望的氛圍，也就不見二戰之後經歷深刻反省而生成的福利國家措施的背景和目標。因此，過往左傾的、充滿對於人類整體理想性的左翼政治語彙被被束之高閣，讓位給了關注己身的身分/認同政治；經濟上過去政府管制的、大量透過公共事業來刺激的經濟生活也逐漸的被寬鬆放任的自由經濟市場所取代。效率掛帥的同時，要求無效率的政府退出經濟生活。整個1990年代經歷的是凱因絲退位，而那些原先被掃到窗戶外的古典經濟學者在次掌握話語權；於此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啟動，世界開始比過去更緊密的扣連，並且極速的運轉著那個自由競爭的轉輪。
    於是我們救在一個經濟上自由放任，打著個人主義的時代一路到了現在，即便逐漸的我們發現左派得了失語症，他們喪失了過往的紅圖大致，被打為老套無效率的，甚至連在金融風暴中反擊新古典經濟學的能力都失去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Judt認為左派應該要重新找回描述世界的能力，因為這種時刻如果我們繼續在放任著世界惡化下去的話，總有一天會有著預想不到的災難發生，就好像1930年代的那場經濟大恐慌一般，一切兼顧的東西都在美好的願景和持續看漲的未來中，在完全沒有預兆的情況中煙消雲散了。
    Judt提出的解決之道除了說是振興左派之外，在他的看法中就是要回到過往福利國家大政府的時代，去蕪存菁過去的一些好的措施，然後拿掉那些壓迫的、強制性嘚部分。除此之外，同時還需要發展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以及改變我們對於事務價值的衡量準繩。Judt認為，90年代以來效率至上的判準和施行政策的依據應該有所調整，效率不該是唯一的判斷標準，而應該要納入其他的價值。是時候再找回那個福利國家時代的過去，人們關注公益的過去，讓集體生活再一次成為可能。
    在我看來，Judt雖說要振興左派什麼的應該要讓人感到高興，但是我並不認為讓政府回到凱因斯時代的型態或是精神是一個好主意，尤其是如果Judt活到現在2015年的話，也許他也會對於自己的論點有所保留。道理很簡單，因為今日的財閥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歛財並且導致社會的財富不均的差距極速的擴大，表面上看起來是政府缺乏管制所致，但其實卻很可能同時也是因為政府和財團的共謀所造成的。   這種缺乏管制和對經濟生活的刻意放任可以是如同英美等新自由主意經濟國家於1980年代之後所採行的方式，不過可也可能是政府蓄意的缺席，比如說在前共產國家如中國等，他們的資本原始積累之迅速、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以及巨型茲企業和富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速度等等，是在政府刻意缺席甚至是共謀底下所造成的。而這兒的刻意缺席，指稱的是對於危害公平正義的行為的漠視，但對專屬於營利等等的默許上，政府從來也沒有小過，更不曾真的鬆綁了什麼。因為當經濟上的成功倚賴的某種的特許時，這時即便在怎麼看似自由放任的市場都不會真的符合自由競爭的定義。
    換言之，Judt正確的茶汁了2008年之後全球作為一個整體，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中所面臨的重要危機，他同時也發現了他們這個世代的人們給下一代的詩ˋ一個惶恐、焦慮、潛伏著種種危機和不確定的時代。不過對於當前的危機，他給出了一個現在看起來很可能是錯誤的解決辦法。當前世界各地的發展證明的是，很多的時候，政府並沒有在全球化的時代被跨國財團所取代，也沒有全面性的崩潰，今日的經濟環境是課輔刻意的放任所致。在這樣的狀況下，如何駕馭政府這匹至今以普遍成為脫韁野馬使之回到各地人民的手中，很可能才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所需要面對的問題。而一昧的只是以政府應該恢復到福利國家時代的那種角色而非思考應當以和種機制制衡和控制政府，那麼這樣的國家機器時不時都還是有失控暴走的可能。而這種時候一個比現在更大的政府，一個從人出生到死亡都照顧的政府一旦失控暴走的時候，對於一般市井小民的影響很可能是更深刻而更全面的。
    因此，不是要說福利國家不好，但我傾向於覺得應該要先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監督機制來制衡政府，再來談擴充政府職能即其他相關的議題。

American enterprise in Japan By Tomoko Hamada

    本書應該可以稱之為商業人類學或者組織人類學對於異文化交流研究的鼻祖，在這本民族誌中，Hamada描述了一家在日本設立，由日方和美方個出資一半的合資公司。她指出，因為各自文化上的差異影響，造成了許多交涉以及管理策略上的差異和誤解；Hamada 討論了雙方對於這家合資公司從成立到書成之日之間的種種危機的回憶，藉著這些回憶來整理出雙方對於同一件事情意見上和詮釋上的差異，並且借此來呈現文化差異。
    Hamada在書中指出，她認為每一家企業都受到企業母國的主要文化、商業文化以及企業文化三個層次的文化所影響，並且因此發展出不同的企業經營思維。舉例來說，基於日本文化以及政府所制定的相關規範，使得外國資本要打入日本市場或者獨立在日本設廠生產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成立合資公司幾乎成為外資進入日本市場唯一的辦法。在這樣的投資條件下，United America這家米國企業和日本的 Nippojn Kaisha合夥，以股權各半的形式成立了Nippon United，不過在這家合資公司成立之後，很快的兩造都發現，雙方在進行決策、經營方針、人事布局、生產策略等等不同的面相上都有許多的歧見。而且這些歧見，往ˇ往也事跟兩邊的商業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在日本，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關係事可以相當複雜而且往往有垂直連帶的關係。以Nippon Kaisha為例，它本身事Dai-Nippon企業集團中的一個子公司，而Nippon United又隸屬於 Nippon Kaisha，如此層層疊疊而更成一個完整的生產銷售的供需網鏈。而除了是一種多角化經營以及同時又是一條龍的經營策略之外，在人士上也成為日本這個在當時仍以終生僱傭制和年資制度為勞動市場主流的環境提供一個人員調動方法。因為上述的兩種制度存在，所以日本的勞動市場有離職率低，新職缺少以及人員流動不易等幾項特徵。而透過在集團中不同的公司之間的人事派任，可以達成讓人們在職場階梯上有升遷的機會以外，也能夠達成在不資淺員工的狀態下江不適任的人員對於企業的傷害減至最低。
    因此，當日本的經濟環境呈現初一個如此糾結，有多種集體和及體以及個人和個人的人際之間的連帶時，米國企業的代表人或者經理在不甚明瞭這樣的商業文化所打造出來的環境下和日人合作，就會感覺到有許多合作上滯礙難行之處。兩造對於對方文化預設的不熟悉也同樣的造成很多溝通合作上的問題。
    Hamada提出了幾個案例。比如說就一般的生意會談時，日人習慣以輩份最高者所點的餐點作為唯一的選擇，也就是說大家都會選擇這位長者所點的菜餚，而不是依據個人的好惡去點餐。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米方人員往往是總經理或者高階經理等級，又加上遠來是客的阿心態下，大家都會依據米國人員的點餐來點菜。而米方人員在不熟悉這樣的點菜文化下依照自己ˇ的喜好點菜而不是先詢問東道的偏好等同於強迫大家別無選擇。異或者是會議的時候米方人員詢問有無低咖啡因咖啡也使得日方感到準備不夠周全的困窘。這些都是在不熟悉對方文化預設和規則的情形下發生的小摩擦。
    就商業文化而言，在雙方合作的過程中也造成很多的摩擦，彼此曾經因為企業經營理念的不同而有所衝突。舉例來說，日本企業在經營目標上往往是以追求長期的市佔率為目標，而米國企業則以短期的獲利作為選擇。Hamada指出，這種目標上的差異，往往是來自娛企業組成結構和文化差異所致。在米國，企業的股東對於企業以著較活躍的角色和較大的影響例，換言之，這使得經營階層認為股東的獲利是其經營策略設定時主要的考量。而相較之下，日企業的股東往往是由企業內部的各公司交叉持股或者是由大型的銀行團、保險公司持股，在這些股東多為不干涉企業經營的消極股東；因此，日本企業的目標可以看長期，不在乎短期的虧損，除此之外，日本企業也認定其企業的社會責任除了獲利之外，也必須要保障員工的工作權和福利。       
    除此之外，有鑑於日本市場競爭激烈，因此日本企業生產商品時會僅可能的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為目標；相反地，米方企業則認為該做的並不是一昧的改善和提昇商品的品質，而是應該去教導消費者接受產品的優異功能，而非在美感上或者氣味上吹毛求疵；正因為考量的不同，使得米日雙方在合作初期公司面臨銷售危機時，對於怎麼提昇銷售量的策略設定有著很是不同的思考，和嚴重的衝突。
    人事任命方面亦然，米方將公司營運的成功與否簡單的歸諸在經理人身上，而日本企業則認為營運的成敗是一種集體的責任。在用人上，米方著重的是個人能力，喜歡積極有也新的人當經理，而不考量年資、輩份的問題。不過，在重視年資與輩份的日本商社中，年長穩重且人際關係佳、具有豐厚人脈者才會是經理人的最佳考量。
    以上種種均為Hamada提出的觀察，她在結論中除了做了這些差異點的整理之外，也指出自己明確的反對經濟學中化約主義視全世界的經營管理都由一理性邏輯所指導的力場。指出以這本民族誌中的例子來說，不同的國籍經理人在面對相同的客觀環境時，會做出不同的決定，而影響這種差異的主觀意識，很大一部分視受到經理人本身所屬的文化指導所致。
    Hamada的這本民族誌對於組織人類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但是這本民族誌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合作兩造各自持股一半的合資公司，作為商業夥伴，這兩個母公司本身具有對等的權力義務，而在衝突發生時，基本上是站在對等的立場進行溝通協商的，彼此之間並沒有上對下的權力關係存在，於是文化差異在這樣的對等關係下所發生的功能、摩擦等等的，其解決方式往往會跟一個在權力結構下的異文化衝突有所不同，而後者則是在maquiladora這種跨國工廠中可以被好好檢視的問題。

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這本書主要是在討論台灣的外省人，主要是一代和二代為主的外省人的國家認同。透過九篇不同的文章，呈現出即便是一個被統稱為外省人的族群中，其認同的對象、形式和演變也都充滿了複雜的多異性。換言之，「外省人」這個認同的範疇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和黨國政府建構的過程，而那些被歷史的洪流沖到台灣來的人們，被迫歸類在這個服務於特定的目的的認同框架之中，而種種時代的悲劇也由此開展。

外省人作為離散（Diaspora）的社群，和世界上其他的離散人群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人本身原本有著各自不同的認同，卻被畫作了一個均質的群體。一定程度上，這樣的建構是為了服務國民黨軍反攻大陸的目標；因此，在當時愛國教育以及親身與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作戰的經驗等等的影響下，這個黨國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凌駕甚至取代了原本的認同，使得這些來自中國這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各處的人們，即便說著不同的方言卻變成了相同的一群人。

而這樣的一群人隨著時代的改變，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原本在黨國統治底下享有在意識型態論述中優越位置的外省族群發現自己的象徵優勢逐漸消失。之所說是象徵優勢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實外省人本身也有階級上的差異性，有沒有當過兵打過仗，是榮民還是難民來台，乃至於退伍時的軍階等等其實都影響著以男性為主的外省一代在台灣的生活景象，因此外省人這個認同範疇其實僅僅提供了外省人在一段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象徵上的優越位置。

而這樣的優越位置隨著本土意識的抬頭而消退，並且和台灣人認同成為平起平坐相互競爭的論述，優勢不在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外省二代認同上的危機和受壓迫的感覺。於此同時正值中國的開放探親時期，於是出現了一批外省一代的人回鄉定居、落葉歸根，以及外省二代的人前往中國拼經濟。

這本書雖說是一本論文集，但是個人認為它算是很成功的呈現出了外省人這個範疇當中其實充滿了複雜的歧異性，個人認為隨著世異時移至今日，離散的人群或者落葉歸根回到母國，或者逐漸退去其認同而發展出在地認同，其實都會讓這個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建構出來的族群範疇慢慢的崩毀消逝，而在這個崩毀的過程中，其實並不表示這些過往被稱為外省人的人們不能保有其原鄉認同，相反地，反而透過這種拆解外省人認同的作法更能夠呈現出這些在大時代下四散奔逃的人群們，屬於他們的，以及傳予他們後代的原鄉認同。而這種原鄉認同不只增加了台灣文化與人群的多元性，同時也不再會讓族群政治淪為每到了選舉時的口水內容，而能夠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發展出真正包容的多元文化。

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作為一位外省第三代以及自許為新一代的台灣人，閱讀這本敘事流暢的史書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雖然短短三百頁的書其實沒有辦法很詳實的交代每一件事情的始末，但是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在地史事，有許多都是我們這些只有念過國編本歷史教科書的人不曾接觸過，但卻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我們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上的事件，這些事件不只是一些過去的、被遺忘的故事，有許多我們當前所面對的困境和挑戰其實也都和這些過去發生的事情息息相關。而更重要的，我覺得周婉窈老師此書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個台灣島上的大家普遍不熟悉的史觀。我看到有其他的讀者在分享心得時稱呼這個史觀為「轉型正義的史觀」，我覺得滿貼切的，因此決定也沿用這個稱呼。不過，對於書本的介紹往往需要和個人的經驗結合起來也許會更好的讓不曾念過這本書的人能夠稍微想像一下到底這所謂的「轉型正義的史觀」是什麼意思，而這也會是我接下來想要述說的事情。

    首先，我覺得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回答了很多我作為一個在外省家庭中長大的小孩過去又限於有限的台灣史知識沒有辦法好好回答來自於家人給我的問題。這些問題比如像是：

    「為什麼二二八已經過了那麼久了，你們為什麼不學著放下？而是要不斷的提起，不斷的    把過去的那段事情拿出來討論，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樣會撕裂族群的感情嘛？」

老實說，雖然像是轉型正義這一類的詞彙朗朗上口已經很久一段時間了，但是對於我們為什麼要追求轉型正義我的認識還是停留在一種非常素樸的正義觀點：要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恢復他們的名譽，並且在讓他們後代子孫可以不用在背負黨國罪人的角色在這個社會中抬頭挺胸的做人。而最重要的，一個人做錯了事情都需要好好道歉反省了，政府做錯了事情，難道不也應該這麼做嘛？

    這樣素樸的觀點當然沒有辦法說服家人，然而我卻無能給出更好的答案。除此之外，即使到了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有意識到我們的許多觀點在形成的過程中，其實是受到特定意識型態的操弄。雖然說我從來不認為會有一種沒有意識型態影響的史觀存在，但是當一種意識型態在發生作用的過程中，會去刻意的遮蔽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甚至扭曲之的時候，我想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要讓那些被障蔽的史實重現天日，而被扭曲的史觀則得以導正，這是所謂的除魅。在這本書中，我覺得周婉窈老師做到了這個除魅的工作。她讓那個過去被黨國教育所刻意遮蔽和遺忘的台灣史重現於世，也導正了長期以來對於台灣史，尤其是民主發展史的這一段長期被扭曲的史觀和詮釋。

    當然，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所採取的基調，就和她在最近的台史課綱修改的爭議中所保持的立場是非常一致的。作為一位台史的專家，周老師認為我們對於每一代來到台灣的統治者應該用相同的價值判準來評價其作為，而不能為了服務某一群特定人士的利益而扭曲了對於過去台灣史中各代統治者的評價。在我閱讀這本書的理解中，我覺得這個一致的價值判準和評價歸依，就是一種以台灣這片土地還有台灣人作為本位出發的視角，去衡量每一個不同的政權、統治者對於這片土地這些人造成的衝擊，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都應該用這樣的態度和價值標準去評量之。而這樣的視野，其實也就是國編本的教科書所刻意遺忘而不曾提供給學生的。換言之，周老師在台史課綱的爭議中所強調的立場，不是那些什麼抗獨史聯盟所指責的「親日」立場，周老師所想要呈現出來的視野，只是持平的評價每一代台灣的統治者，以及他們的政策對於這片土地的影響，如此而已。

    最後，作為一位當年聯考的時候歷史這一科拿到全國144名，把黨國教育體制下的歷史六冊教科書念過至少二十六次的考生來說，我覺得周老師這本書提供了我一個煥然一新的理解台灣史的管道，不只是入門式的告訴了我關於台灣的過往，有哪些議題、人群還有事件是有趣且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我一個可以站立並且持平的凝視過去的台灣的平台。我想，如果妳/你也和我一樣讀完這本書，也許也可以站在這片平台上，重新望向自己的故鄉，然後對於過往的故鄉事，有一種全新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