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這本書主要是在討論台灣的外省人，主要是一代和二代為主的外省人的國家認同。透過九篇不同的文章，呈現出即便是一個被統稱為外省人的族群中，其認同的對象、形式和演變也都充滿了複雜的多異性。換言之，「外省人」這個認同的範疇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和黨國政府建構的過程，而那些被歷史的洪流沖到台灣來的人們，被迫歸類在這個服務於特定的目的的認同框架之中，而種種時代的悲劇也由此開展。

外省人作為離散（Diaspora）的社群，和世界上其他的離散人群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人本身原本有著各自不同的認同，卻被畫作了一個均質的群體。一定程度上，這樣的建構是為了服務國民黨軍反攻大陸的目標；因此，在當時愛國教育以及親身與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作戰的經驗等等的影響下，這個黨國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凌駕甚至取代了原本的認同，使得這些來自中國這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各處的人們，即便說著不同的方言卻變成了相同的一群人。

而這樣的一群人隨著時代的改變，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原本在黨國統治底下享有在意識型態論述中優越位置的外省族群發現自己的象徵優勢逐漸消失。之所說是象徵優勢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實外省人本身也有階級上的差異性，有沒有當過兵打過仗，是榮民還是難民來台，乃至於退伍時的軍階等等其實都影響著以男性為主的外省一代在台灣的生活景象，因此外省人這個認同範疇其實僅僅提供了外省人在一段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象徵上的優越位置。

而這樣的優越位置隨著本土意識的抬頭而消退，並且和台灣人認同成為平起平坐相互競爭的論述，優勢不在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外省二代認同上的危機和受壓迫的感覺。於此同時正值中國的開放探親時期，於是出現了一批外省一代的人回鄉定居、落葉歸根，以及外省二代的人前往中國拼經濟。

這本書雖說是一本論文集，但是個人認為它算是很成功的呈現出了外省人這個範疇當中其實充滿了複雜的歧異性，個人認為隨著世異時移至今日，離散的人群或者落葉歸根回到母國，或者逐漸退去其認同而發展出在地認同，其實都會讓這個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而建構出來的族群範疇慢慢的崩毀消逝，而在這個崩毀的過程中，其實並不表示這些過往被稱為外省人的人們不能保有其原鄉認同，相反地，反而透過這種拆解外省人認同的作法更能夠呈現出這些在大時代下四散奔逃的人群們，屬於他們的，以及傳予他們後代的原鄉認同。而這種原鄉認同不只增加了台灣文化與人群的多元性，同時也不再會讓族群政治淪為每到了選舉時的口水內容，而能夠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發展出真正包容的多元文化。

少年台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作為一位外省第三代以及自許為新一代的台灣人，閱讀這本敘事流暢的史書對我來說意義重大。雖然短短三百頁的書其實沒有辦法很詳實的交代每一件事情的始末，但是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在地史事，有許多都是我們這些只有念過國編本歷史教科書的人不曾接觸過，但卻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我們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上的事件，這些事件不只是一些過去的、被遺忘的故事，有許多我們當前所面對的困境和挑戰其實也都和這些過去發生的事情息息相關。而更重要的，我覺得周婉窈老師此書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個台灣島上的大家普遍不熟悉的史觀。我看到有其他的讀者在分享心得時稱呼這個史觀為「轉型正義的史觀」，我覺得滿貼切的，因此決定也沿用這個稱呼。不過，對於書本的介紹往往需要和個人的經驗結合起來也許會更好的讓不曾念過這本書的人能夠稍微想像一下到底這所謂的「轉型正義的史觀」是什麼意思，而這也會是我接下來想要述說的事情。

    首先，我覺得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回答了很多我作為一個在外省家庭中長大的小孩過去又限於有限的台灣史知識沒有辦法好好回答來自於家人給我的問題。這些問題比如像是：

    「為什麼二二八已經過了那麼久了，你們為什麼不學著放下？而是要不斷的提起，不斷的    把過去的那段事情拿出來討論，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樣會撕裂族群的感情嘛？」

老實說，雖然像是轉型正義這一類的詞彙朗朗上口已經很久一段時間了，但是對於我們為什麼要追求轉型正義我的認識還是停留在一種非常素樸的正義觀點：要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恢復他們的名譽，並且在讓他們後代子孫可以不用在背負黨國罪人的角色在這個社會中抬頭挺胸的做人。而最重要的，一個人做錯了事情都需要好好道歉反省了，政府做錯了事情，難道不也應該這麼做嘛？

    這樣素樸的觀點當然沒有辦法說服家人，然而我卻無能給出更好的答案。除此之外，即使到了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有意識到我們的許多觀點在形成的過程中，其實是受到特定意識型態的操弄。雖然說我從來不認為會有一種沒有意識型態影響的史觀存在，但是當一種意識型態在發生作用的過程中，會去刻意的遮蔽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甚至扭曲之的時候，我想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要讓那些被障蔽的史實重現天日，而被扭曲的史觀則得以導正，這是所謂的除魅。在這本書中，我覺得周婉窈老師做到了這個除魅的工作。她讓那個過去被黨國教育所刻意遮蔽和遺忘的台灣史重現於世，也導正了長期以來對於台灣史，尤其是民主發展史的這一段長期被扭曲的史觀和詮釋。

    當然，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周婉窈老師在這本書中所採取的基調，就和她在最近的台史課綱修改的爭議中所保持的立場是非常一致的。作為一位台史的專家，周老師認為我們對於每一代來到台灣的統治者應該用相同的價值判準來評價其作為，而不能為了服務某一群特定人士的利益而扭曲了對於過去台灣史中各代統治者的評價。在我閱讀這本書的理解中，我覺得這個一致的價值判準和評價歸依，就是一種以台灣這片土地還有台灣人作為本位出發的視角，去衡量每一個不同的政權、統治者對於這片土地這些人造成的衝擊，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都應該用這樣的態度和價值標準去評量之。而這樣的視野，其實也就是國編本的教科書所刻意遺忘而不曾提供給學生的。換言之，周老師在台史課綱的爭議中所強調的立場，不是那些什麼抗獨史聯盟所指責的「親日」立場，周老師所想要呈現出來的視野，只是持平的評價每一代台灣的統治者，以及他們的政策對於這片土地的影響，如此而已。

    最後，作為一位當年聯考的時候歷史這一科拿到全國144名，把黨國教育體制下的歷史六冊教科書念過至少二十六次的考生來說，我覺得周老師這本書提供了我一個煥然一新的理解台灣史的管道，不只是入門式的告訴了我關於台灣的過往，有哪些議題、人群還有事件是有趣且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我一個可以站立並且持平的凝視過去的台灣的平台。我想，如果妳/你也和我一樣讀完這本書，也許也可以站在這片平台上，重新望向自己的故鄉，然後對於過往的故鄉事，有一種全新的體驗。

Paulo Freire 1993 受壓迫者教育學

    作為拉丁美洲思潮中的經典，Freire在此書中闡述了自己對於真正的解放教育應該具有怎樣的哲學基礎，又該如何實行等等的問題獨到的看法。此書徹底的拒絕了教育作為壓迫者在生產壓迫體制的工具，提出一種不同於多數既有教育形式的解放教育學及其進路。
    Freire在此書中揭示了解放的教育學和壓迫者的教育學最大的不同之觸在於，解放的教育學以對話作為基礎，在教育的過程中不以傳遞特定的，為壓迫者選定之知識、世界觀以及價值作為教育的內容；相反地，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以對話為形式，以所有參與教育現場的參與者所面臨的情境作為主題和內容，透過對於這些處境進行提問，來引導參與者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並進而達成受壓迫者對於其所處的環境的醒覺。在此一過程置中，教育者本人並不想有任何權威的位置，他們在教室中和學生是平等的，透過一起對主題的探索，來完成類同於共學的目標。而共學真正的目的則在於要達成啟蒙，使受壓迫者對於其所處的情境得以正確的認識，必且認清自身所處的位置，從此之後，不再自外於環境以外，而是透過批判性的思維，來試圖改變其自身的處境。對於Freire來說，這是革命發起的第一步。
    在設立了目標之後，Freire指出在當前的教育形成與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倡議的形式上到底有和不同？Freire認為，壓迫式的教育學其一大特徵在於由教學者給定的議題、內容來進行受業，這些內容所呈現的和傳遞的訊息不僅未必和被壓迫者的處境相關，甚至可以是一種洗腦教育的過程，透過教育的過程，殖民者傳遞了特定的意識型態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在這個教育體系下，被壓迫者習得的價值體系是遮蔽和防範他們認清現實的工具，而且使得被壓破者˙們支持和信仰這個正在壓迫他們的體系。依照Freire的話來說，這使得被壓迫者的身上住著壓迫者，並且畏懼自由。
    為了要解除這樣的迷障，Freire認為要在教育現場以「對話」取代授業，換言之，就是教育工作者以一種人類學式的觀點準備教材--進入社群中考柴教育對象的生活情境，問題，並從中找出教育對象關注的問題進行討論，並且進而導引出他們對於自身處境的實在了解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換言之，Freire強調，必須要從受壓迫者自身的處境出發，才得以達成使他們對於自身處境的理解，並且進而養成批判思考的能力，而欲達成此一目標，進行對話就是第一步。
    在Freire看來，對話在解放革命中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強調對話不可能發生在革命之後，對話必然式革命的一個部分。這個論點的依據在於Freire視解放革命的目標為讓受壓迫者可以真正的脫離被壓迫的困境中而與他人維持平等的位置，因此Freire覺得，一場解放革命在這個調下必須視人人的享有話語權的，而革命領袖所爭取的，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少數菁英，而是所有的共同福祉，如果在革命的過程中沒有對話，或者認為對話只在解放後才出現，即便革命成功，受壓迫者依舊無法共享解放的果實。
    而也正是因為Freire所強調的革命概念如此的基進，因此他拒絕的不只是菁英們當前的階級利益，他同時也反對任何人透過革命來信截 及的再生產，Freire相信革命不是替人民革命，而是和人民一起革命 (Revolution is not for the people, but with people.) 只有和群眾一起的，才可能達致真正的解放。放諸此番言論於 Freire身處的年代和國度，也難怪他不是被關個不停就是被流放了！

狗小胖

小胖：

        雖然知道這天遲早要來，我原本以為冬天我踏上台灣的時候，你雖然那時很喘，但還是會在系館等著我的，不過顯然是我過度樂觀了，就在這個學期的最後一天，你卸下了在台大犬王的位置，離開了我們大家，雖然我們都滿傷心的，尤其是你最喜歡的那個幾個美女哭的亂七八糟的，不過作為你的飼主，還是感謝你十二年多來的陪伴，因為你和你媽的關係，讓人類系在台大顯得與眾不同，謝謝你啊！

        說真的，當我回溯記憶的時候，發現在你這傢伙在我的記憶中根本就是個 trouble maker，比如說當時只要捕狗隊來，你就屢試不爽的一定會被抓去關，於是我們就要騎車去遙遠的潭美街把你保出來。被抓去關就算了，你還喜歡在回來的路途中，在機車剛啟動時跳車，好幾次我就跟你一起魂斷基隆路了，不過算了，你知道我一向都不會跟你計較的。每次都跟你耳提面命下次罩子放亮一點，看到拿著長長竹竿的人記得要跑，你這有藏獒血統的傢伙怎麼可能跑輸那些捕狗隊的人勒？應該是根本沒有察覺他們的惡意吧？有時會為了你這種仁厚友善的個性感到生氣，畢竟洞洞館的那個年代，我們原本可是打著系狗可以幫忙看顧文物的旗號才把你媽跟你給留下的，結果你連對你有敵意的捕狗隊都這麼友善，可還真是拿你沒辦法啊～！但是，也許你不知道，但正是因為你這種大而化之的隨和個性，幫助了你自己，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流浪狗，可以在台大的校園裡安生立命，你這個犬王稱號，當之無愧啊！其實其他還有一堆你的糗事可以慢慢述說，不過我想就算了吧！畢竟你這個連最後一刻都還是又帥氣又任性的離開我們的傢伙，應該不想要讓太多過去的往事被老友抖出來是吧科科！

       喔對了，在你離開我們前的最後那幾天裡，傑夫說你一直擔心自己沒有完成你媽交付你的任務，要好好陪伴大家一類的，所以才一直拖著那個疼痛的病軀和我們相作伴到你再也撐不下去為止。我想要跟你說，你這個笨蛋，你媽交代你的任務打從你出生被你媽叼來系館正門的樓梯下的那天開始你就一直完美的在執行著了難道你沒發現嘛？從來進出我們系館的，甚至在放學時間經過學校大門形形色色的人們，都不會忘記你的啊！而也許你沒注意到，即使你只是慵懶的趴在樓梯上讓人摸摸你跟你聊聊天，都可能恰好的療癒了一個剛失戀的，被當的，或者有個壞日子的同學呢！你媽交代你的任務，你早就完成了啊！幹什麼這樣的苦撐啊？一定要這麼帥氣就是了，對吧？因為你老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好像沒聽到我們在跟你說什麼，所以我一定要再說一次，你媽給你的任務你已經很完美的完成了，謝謝你。

     如果真的有輪迴，記得回來考個人類系，系上的課程你差不多都聽完了，而且其中某些可能還一口氣聽了十多年了，我想台灣應該沒幾個人比你更熟悉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理論了，安心上路吧！朋友



浩右
2014.8.6

       

       

捷運殺人事件

近日在台北捷運上發生了隨機殺人事件，快速的閱讀了一些訊息之後，我有一些簡短的事情想分享。

兇嫌看起來這是一位沒有酗酒、精神正常然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的兇手。也就是說，他就像其他的每一位乘客一樣，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我們的身邊。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平凡性，所以造成了很多人的恐慌。

而隨著閱讀著相關的資訊時，Durkheim的自殺論不時的跑進思緒中。E, Durkheim 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他在這本社會學名著中曾經提及，一個社會中自殺的人其實可以細緻的區分成了數個不同的種類。礙於篇幅的關係，在此只能簡單的討論而不能細數。對於Durkheim來說，自殺者大致上可以分為病理因素造成自殺的，和社會型因素的自殺者。因為病理因素的自殺者並不在社會學討論的範圍內，因為這是個人自身的精神問題導致他們的自殺，而這種個體的問題是由心理學所處理的。另外一個部分並非病理因素的自殺者，則是Durkheim關心的課題。對於這些精神狀態正常者的自殺人群，他指出，自殺率往往是跟自殺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密切相關的。

今天這個事件的狀態也是一樣的，隨機殺人的出現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對於社會不滿表現方式，而在捷運這種充滿監視、人來人往的場合之內殺人則是將這種不滿的情緒張力展演到最高點。然而，對於社會的不滿來自何處？雖說這最終還是需要兇嫌的自白才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至少這暗示的是一個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在沒有任何其他管道可以紓緩宣洩的情境下，慢慢的開始浮上了檯面，並且被以種種反社會和反秩序的方式呈現。

因此，該檢討的應該是結構性的問題，而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必然是長期存在的。只是很遺憾的我看到的媒體似乎都還沒有能力去處理這樣的問題。於是我們只看到媒體的報導要不就是把兇嫌描述成滿身酒氣，不然就是要說他精神異常，總之，把所有的問題侷限在個人性的因素。然後政客名嘴就開始怪罪太陽花運動引起了某些社會角落的心理變態群出作亂云云。

只是，真的要說的話

兇嫌殺人兇狠沒錯，但在我看來冷血的程度跟簽個名就可以殺掉五個人再說自己崇尚佛法沒有什麼不同。

兇嫌在捷運行凶撕裂了常規秩序，造成了大家恐懼，在我看起來這種恐懼也跟立委三十秒通過攸關重大的議案造成的恐懼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因此，也許台灣社會結構一個很深層的問題，正是出在我們只對有真實的人在某處以赤裸的暴力行凶有感，卻對抽象而無處不在甚至影響更深刻的暴力無覺。對於前者認為應嚴厲以死刑相報，對於後者卻冷漠而無感並且縱容權力者對於社會上特定族群的持續性壓迫，很可能才是造成今日無差別殺人出現真正主因之一。

寫於 2104/05/21

Dan La Botz 1992 Mask of Democracy: Labor Suppression in Mexico Today.

在這本書中Dan La Botz全面的考察了墨國自從革命以降的勞動條件以及勞工運動使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一方面他考察了整個墨國直到1990年代初期的發展，同時也審視了在這樣的勞動架構下的勞動糾紛以及勞工運動的發展。

Dan La Botz指出，革命後的制憲派履行了革命時期和當時幾個重要的工會勢力的協商，江勞動保護和工作權等相關的概念納入憲法規範的範圍，是謂憲法第123條。而這也使得墨國擁有二十世紀地球上最先進的最具有勞動保障精神的憲法。然而，這並不表示在實際的執行上，政府就完全尊重憲法來設計體制和制定實際運作的法規。相反地，不管是在制度的設計上或者是後續的幾次勞動反的立法和增訂修補上，都在在的顯示了政府在實際的執行層面並未遵循憲法的精神。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當代的勞工困境也和整個勞動體制的歷史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Dan La Botz指出，正式因為墨國長期以來一黨獨大的政體，而幾個大工會又都隸屬在PRI之下，因此造成了當代的勞工問題。首先，如CTM、CORN這些大型的、PRI旗下的官方工會，其領袖和幹部並不是工人直選而出的，但是他們卻擁有各種資源並且負責和資方簽訂各種隸屬產業的勞動契約。而落實到地方工會上時，地方工會的領袖是由這些官方工會所指派和控制的。因此工會本身並不民主，也並不代表工人真正的聲音。

除此之外，當工人有所不滿的時候，他們也不能自由的決定罷工與否，罷工之前需要先和一個叫做 Board of Consolidation and Arbitration （BCA）的機構提出罷工申請。由BCA決定罷工合法與否，如果被裁定不合法，那麼國家機器就會介入強制終止罷工，而這個強制終止可以透過警察軍隊鎮壓執行，也可以是綁架或者以其他罪名起訴勞工領袖。一般來說，如果不是由官方工會發起的抗爭（而他們幾乎不太發起抗爭），往往會被判定是非法、不具有代表性的罷工。Dan La Botz指出， 這樣的勞動體制下，原本被設計來保護勞動者的制度通通被轉變成對抗勞動者權益的機制。勞工沒有辦法自組獨立工會，也沒辦法改變或者自選幹部使得勞工真正的聲音透過工會來和資方溝通。缺乏工會民主的這些大工會本身的利益也往往不和工人相契合。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機構、資方和官方工會三者聯合起來成為集體壓迫勞動者的體系。

Dan La Botz最後以一種異常悲觀的口吻指出，在缺乏工會民主的狀況下，墨國的總體勞動條件以及集體議價的能力將會隨著NAFTA的生效執行而變得更為悲慘。

Ann T. Jordan 2003 "Business Anthropology"

這是一本人類學分支發展介紹性的書籍，主要是介紹商業人類學這個分支是在做什麼。Jordan從這個分支發展的歷史談起，之後涵蓋了倫理以及當前幾個比較成熟的研究取徑，算是清楚簡單的介紹了這個分支至今大致的發展狀況。

商業人類學可以說是從工作的人類學忠發展出來的分支。早期的工作人類學者如 Mayo（呃，其實這人算是一個心理學家）和 Warner合作的西方電子的實驗計畫而開門立派。不過在那個年代主要的研究取向還是由Mayo主導的實驗室研究為主。這一派的研究者以芝加哥為大本營，被稱之為 Human Factors School。他們算是第一批的組織人類學者，指出工廠內部處於工人之間的非正式組織以及社交關係五軮往對於工作效率有重要的影響。這一個學派領導了工作人類學的發展將近二十年，一直到1950年代左右Hall等人對於後ˋ逐漸之頻繁的日本--米國的經貿合作感到興趣，於是開啟了跨國文化溝通的相關研究。

不過隨著60年代時外在環境的變遷，如越戰、反戰、人權運動等等的事件，加上米國政府企圖雇用人類學者收集敵人的資料，這些都引起了學界的倫理焦慮，而商業人類學這種有時也是替權力優勢者服務的分支就因此暫時沉寂了。直到80年代之後，米國人類學會的倫理委員重新開放契約研究，這個在當代複雜社會中研究市場經濟行為的分支才又重新開始蓬勃發展。至此之後，商業人類學發展出消費行為的研究，設計人類學和組織人類學以及全球化相關議題的討論。

大致上來說，Jordan指出不論是消費行為或者是設計部分的研究，人類學方法的優勢在於我們可以很直接的接近消費者日常聲中的消費傾向和習慣；設計師或者工程師因此可以設計出符合目標群體的產品。另外，也有探討人與機器的互動關係時讓設計師可以創造出更直覺、更容易使用的機器。至於組織研究的部分，作者指出，除了必須要對倫理議題份外的敏感之外，組織研究也可以幫助企業運作的更有效率，人類學者也可以扮演勞資之間的橋樑幫助雙方建立更加和諧的僱傭關係。在跨國企業的情境中，人類學者可以扮演文化掮客的角色避免合作的雙方因為文化預設上的差異而造成誤解。

最後的這個掮客角色不只是用余跨國企業、政府機構或者室NGO之中，也是用於國際貿易夥伴之間。Jordan以 Tomoko Hamada對於米日在70年代開始的合資企業為例，指出因為兩國的文化預設迥異，因此不論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上，或者是決策風格以及溝通模式上，誤解幾乎隨時在發生，而商業人類學者的研究有助於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

Leslie Salzinger 2003 Gender in Production: Making Workers in Mexico's Global Factories.

這是一部非常精采的作品，作者以四個不同的maquiladora作為案例相互對照，以此來說明性別作為一個範疇，對於全球化時代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跨國生產來說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不管是在理解全球化生產的生產過程及其生產力的來源，或者是勞動控制的策略，性別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不過，Salzinger認為性別範疇雖然重要，但是性別意義（Gendered Meaning)這個填滿此一範疇的事物則可以非常具有歧異性，而且每一個地方的行動和時間都可以很是不同。

為了要更好的看到這所謂的性別意義，Salzinger認為要從Productive Femininity這個被全球化的跨國企業經理人普遍熟悉的論述概念，同時也要從工廠中生成的subjectivities這兩方面共同著手。在生產的女性特質這個概念上來說，當發達國家的資本加開始把製造業移往第三世界國家時，他們把目標員工指向女性勞動者；而在這個聘僱策略上則是因為女工的薪資水準往往比男工更低，且在父權宰制的社會中，這些女工往往更順從，更有可塑性也更容易管教。因此，這個生產的女性特質的概念就在跨國企業進行海外生產時，成為這個產業的一種勞動意象。經理人們在管理和招募員工時，也往往是以這個概念作為理想員工的指標進行聘用。因此，性別不只成為搜尋「便宜又好」的勞東指標，同時勞動控制和管理也是圍繞著系別進行的。

Salzinger又指出，早期的女性主義工廠研究者點出了性別之對於全球化下的跨國生產的重要性，然而她們的分析停止於工廠的大門之外，對於門內性別怎麼影響生產過程和實際的勞工管理，這些學者多半只是臆測而已。而為了補足這個不足，除了工作現場的民族誌之外，Salzinger認為討論在工作現場中形成的 gendered subjectivities也是很重要的切入點。

她認為，工廠中的主體性即便是在最不受重視並且剝奪工人任何決定的泰勒主義下，都依舊有其重要性。在Tylor的文章中，他和工人Schmidt對話時所使用的修辭，實則都是訴諸Schmidt的自我認同。Salzinger點出了工人的自我和主體性對於管理策略的重要之處。由主體性的角度切入可以讓我們看到性別化的管理策略，在不同的工廠中是如何被操作的。而性別化的意義又是如何被不同的工廠所調整和利用。

作者以四間孤逞腌說明四種不同的狀況。在|Panoptimex中，因為經理特別重視整間工廠的容貌而不甚重視生產效率（因為電視市場的利潤率太低，競爭過於激烈所以多數廠商生產電視並不是為了要獲利而是要維持其品牌在電視市場的能見度），所以整間工廠中充斥著打扮時尚的女工。經理、領班們和女工之間的調情也成為一種工作現場的勞動控制手段。Panoptimex裡也有少數的南宮，他們基本上是被忽視的一群工人；Salzinger解釋說，在這個女係特質被強調和放大的工作現場裡，男工因無法競爭而被忽視，但卻因為這樣享受到相對於時刻被環景監視的女工們來說要來的更多的自主性。然而對於自身男裡氣概的需求其實也成為一種勞動控制的手段，當男工出現過於失控的狀況時，經理會將他們調往「女性的」工作項目作為懲罰。因此，不管是對於男女工來說，性別都是有效管理的一個重要管道。Panoptimex呈現出的是一種可說是服膺了全球化生產中的「生產的女性特質」的論述的在地實踐。透過把女工情慾化的方式進行管理並且把情慾和生產力相互連結而使之難以區分。Salzinger以 Panoptimex的例子指陳性別範疇在跨國工廠中對於勞動生產和控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Particimex中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生產的女性化特質。為了回應1980年代在 Jaurez市出現的女工運動風潮以及缺工等等的現象，生產汽車Harness的 Particimex，其經理毅然決然的把工廠遷至附近的小農鎮 Santa Maria，並且在此地招募女工。雖說當地的人力市場以及經理的招募策略都使以尋找柔順的第三世界國家女工作為目標，然後Particimex的經理本身一邊深黯國際上的女工論述，以及跨國企業對於墨國文化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企圖改變這樣的印象。因此他在工廠中，經理建構的女性特質形象是截然不同的。透過團隊合作的生產系統，經理在團隊合作中強調女工們的自主性，鼓勵女工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做決定。而經理也不懼怕衝突而是傾向於面對衝突並且勇於妥協的方式進行管理。換言之，Particimex磨塑的是一個有自信有能力和自主的女性特質的形象。這不僅和全球化生產中對於女工的認識截然不同，也和Santa Maria當地依舊相當父權宰制的兩性互動模式相衝突。Salzinger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Particimexy在一個易於複製不管是全球化生產的性別論述或者是地方上的父權宰制結構的區域創造了新的女性意象，這很好的說明了全球化生產中性別範疇的重要性，以及性別意義的可塑性。

Andromex是一間做拋棄式醫療用衣物的工廠，在這個共識被女性化的成衣產業中，經理卻反向操作的僱傭了大量的男性勞動者並且將這份工作建構成是一份男人的工作。Salzinger指出，由於技術需求高，經理不樂見太高的離職率，因此給予勞工相對於其他邊境工廠要來的優渥的待遇。這份薪水勉強可以讓勞工單薪撐起一個家庭，在這種情況下，等於是把勞工塑造成是一個 breadwinner的角色而非只是一個賺錢補貼家計的勞動者。而男工們也會在勞動現場持續的把工作建構成「這是一份男人的工作」的形象，以及因為包裹嚴密、去性化的制服也都有助於男女工同時接受這樣的性別意義。Salzinger同時也指出，經理時則不會刻意提及性別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因為「工人作為生產者」、「工人作為家戶的經濟支柱」這種形象本身就是一種男性化的工人形象了。也就是說，在這個廠的例子中，性別是隱身在聘僱的薪資結構之後的，性別範疇依舊重要，但是性別意義卻被徹底的翻轉，不過也因為性別內建於結構之中，而之無需身於工作現場。

Anarchomex則提供了一個反例，和Particimex生產相同的汽車零件，Anarchomex的經理堅持相信那套跨國的生產的女性特質論述，而持續的把工作建構成是一個女性化的職業，罔顧在其工廠中實際上有超過半數的勞動者都是男性。男工們為了奪還和證明其男子氣概，因此把工作場合重新定義成了一個社交場所，並將另外一半的女工都情慾化為潛在的交往對象。工作現場因此變成了社交場合，調情、情慾化的互動優先於對於生產的關注。也就是說，性別在Anarchomex並未成為管理勞工的工具，反而變成是勞動者和經理之間競爭的範疇。

在最後，Salzinger探問為何性別在全球化的生產脈絡下如此重要？以及生產的女性特質這個意象為何如此的根深蒂固？並試圖點出一條我們如何看待這種生跨國生產的薪道路。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幾個論點可以分別從兩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首先是在全球化的層次來看，Salzinger的貢獻在於她提示了一個固執的生產女性化的意象是全球化生產中醫個清楚的範疇。然而當這個性別化的範疇到了在地實踐的情境之中時，性別化的意義卻可以是有多種形貌的並且是高度個體化的。因此，那套流行於全球跨國企業的論述到了在地實踐的層次時，只是一套素材原料，可以被經理們依照自己的理解、背景、企圖心以及需求任意的填充以不同的意義和形塑之。

另一個層次則是針對女性主義者對於邊境工廠的研究修正上。Salzinger指出女性進入受薪勞動市場之後，女性主義者原先期待的是經濟獨立的女性可以崩解父權宰制的結構。不過很快的他們發現事情並不如預期，邊境工廠的工作不僅以父權宰制的結構協助了資本家對於女工的剝削，同時女工在剝削後的薪資所得也反饋回家庭而鞏固了既存的父權結構。對於這種「女性就是XX」的命題，Salzinger提出了另外一種切入的可能。她認為，這種「女性就是XX」的描述阻礙了我們看到女工真正的主體性。她認為假定女性軍事一位經濟壓力或者是順服於父權宰制的架構而接受了工廠內部的剝削狀態其實是一種過於簡單的假設。這種假設不必然符合於實際發生的狀況，而真正促使女工們接受這種剝削情境的是在工廠內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工廠外的社會結構。

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上，Salzinger腔調了工作現場裡的管理對於主體性磨塑的重要性，而也只有在面對了這種主體性磨塑的過程，並且將工作現場中的性別提升到有意識的層次，我們才會開始探問是否當下的許多現況是無可避免的配置？而也只有在這樣有意識的察覺周遭為性別所環繞的狀態下才能開啟我們思索不同道路世界的機會。

我個人很喜歡這本書，不過我覺得她對於工廠內的主體形塑這個部分的強調，剛好跟Burawoy後期對於自己早期著作的反省批評中認為自已忽略了外在的家庭、階級背景等等因素對於工人帶進工作現場的習性的影響這個觀點正好相反，而這個是一個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因為很明顯的是工廠內外的工人對於自我的認識顯然都會影響到他們不論是對於社交或者是對於工作的態度，而這兩者是會交互影響的，不過怎樣呈現出這種交互影響的特性則是一個需要深入發展的方法論上的問題。

Eric R. Wolf 1966 Peasants

長期以來不論是現代國家的政府施政時或者是學者進行研究時，每當遇到鄉民社會往往感到手足無措，並且普遍的把鄉民當做是種固執、無知且迷信的保守生物。簡單的說，現代國家往往把鄉民當成是一群需要被教育、改造以符合現代國家對於公民期待的對象。而學者則時常不知怎麼置放這批人的位置。Wolf再這本小書中將是希望指出鄉民社會並不是一個無形體、空洞的存在。相反地，這是一群人有著其自身特有的組織邏輯和秩序。除此之外，鄉民不管是選擇了保守傳統不輕易改變或者是接受外來的事物而改變。這種選擇對於Wolf來說都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一般對於鄉民社會的刻板印象認為鄉民的保守作為一種文化特質這件事情在Wolf的觀點中其實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而在這本書中，Wolf也試圖指出這種保守性格的原因。Wolf 希望透過經濟、社會關係和意識型態三個面相來說明鄉民社會的特質。

大致上來說，Wolf 在經濟層面是以鄉民的一般生活中需要積累哪些Fund作為衡量的基礎，他認為在鄉民社會中，每一位鄉民都需要不同的面相的資金積累，而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確保他以及他的家人生計的延續。在這個基本需求作為底蘊的情況下，在不同社會型態下的鄉民需要以不同的策略來面對外在社會。比如說， 他們可能需要準備其他的資金去滿足地主、領主/國王或者是國家機器對其的需索。除此之外，鄉民們也可能需要一些資金在市場上購買其所需，或者是透過儀式的舉行來維繫他們和其他鄉民之間的社會關係。隨著社會型態的不同，土地制度、繼承制度以及外在力量對於鄉民社會的要求在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狀況下，鄉民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平衡自身家計之所需和外在的索要。

換言之，Wolf 基本上是認為，我們應該以鄉民必須滿足其基本需求這一底蘊作為核心的考量，然後去檢視在每一個不同的鄉民社會中出現的家戶型態、社會組織乃至於宗教實踐。雖然每一個鄉民社會都有所不同，不過大致上來說都脫離不出對於這個底蘊的考慮。只是在這本小書中，Wolf 包山包海的討論了幾乎世界各地所有鄉民社會的例子，因此這也就造成了要摘要這本書時的難度很高，因為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對於世界各地複雜的鄉民社會的摘要啊！

Carolina Bank Muñoz "transnational Tortillas: Race, Gender, and Shop-Floor Politics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Muñoz 考察了一個名為Tortimundo的跨國食品企業。Tortimundo是一間墨西哥老闆有持有，衝港遍及歐米墨的跨國企業，主要是以生產tortillas為主，但同時也生產原物料如麵粉、欲米粉以及製造墨西哥餅的機器。本書考察Toretimundo分別在California以及 Baja California兩端的 tortillas生產工廠（Hacienda CA 以及 Hacienda BC)裡的勞動過程 ，並以此來討論兩個不同層面的現象：

1. 宏觀的國家移民、經濟以及外交政策；中層的地方區域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微觀的工廠內部的工作現場這三個層 次的力量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

2. 性別、種族和階級之間的Intersectionality

Muñoz 指出，在米國端的CA，管理階層一方面以大家同是墨裔共同在這個不友善的異鄉打拼作為論述來說服員工對公司效忠。但是另一方面則利用移工的身分來分化工人。將無身分的移工放至大夜班並且給予較低的薪水。同時還不時的利用米國的移民政策去威脅和調降無身分移工的薪資水準。而具有合法居留身分的員工雖然在各方面的待遇普遍都好些，但是自從雷根以來施行的心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工會的力量以及取消了各式的社會福利之後，等於是減少了這些合法居留的員工們失業時的緩衝。因此，無論身分的有無，因為米國的移民和經濟社會政策的影響，CA的員工幾乎沒有任何的籌碼，而只能任由管理階層打造一個專制控制的勞動現場。

而在Baja這一端，BC的管理策略截然不同。Muñoz指出，由於墨國本身外銷導向的經濟政策，設計了數個邊境工業計畫區吸引外商至此設立跨國工廠。一定程度上這造成了墨國內陸的人口流往邊境。於此同時，因為米國邊境的軍事化，使得舉家遷徙過國界這件事情變得風險太高，最後往往只有男性越過邊境而留女人小孩於墨國這一端。於是，這在墨國的邊境城市創造了一個以單身和單親女性為主的勞動力市場。這些女性對於工作穩定的需求往往超過薪資水準的考量。而BC作為一個在地的食品工廠，又正值於這個跨國工廠開始離開墨國繼續南遷的時刻，於是成為女工心目中較好的工作選擇。BC的管理階層也了解這些女工缺乏其他的選項，因此性騷擾等等的行為層出不窮，甚至成了一種工廠內部的管理策略。女工們被迫競豔以吸引管理階層的注意力從而確保其工作穩定性。而在這個競豔的過程中，膚色、階級等種種因素也一起入場交互發生作用。

之後作者則稍微討論了一下抵抗相關的議題，探討為何近期都沒有集體的抵抗行為。而其觀點不外乎國家政策的影響導致移工處境更為坎苛、工會勢力的衰退，墨國政府的默許云云。這種種條件加總在一起使得集體的抵抗近乎不可能，而勞工們只好轉向個人式的微抵抗。

Muñoz企圖在本書中把 Intersectionality的理論運用到國家政策、地方勞動力市場以及工作現場這個組合上去。一定程度上是滿成功的，我們 可以看到國家力量如何有意無意的替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大造出一個有環境；以及國家力量如何創造出柔弱易受傷害的勞動階級。在勞動現場的討論中，她也算是滿成工的點出即便CA和BC的管理策略不同，為何他們都可以打造出一個專制的管理模式。這些分析都還算是滿漂亮的，只是或許正如她自己所坦言的，她實際上和工人們的接觸時間並不算長，因此當她討論到抵抗的章節時，其實是非常虛弱的。而工人們是否如她所言的沒有任何顯著的抵抗，這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

再者，或者是分析策略使然，其實整本書裡幾乎看不到任何人的能動性，只能看到結構的力量無情的漫壓在無臉無名的工人身上。難道說我們真的沒有別種理解工作現場的方式？就算真的沒有顯著的抵抗，是否真的就表示工人是柔順的？這些可能都是需要加以思考和詳細觀察的。

James C. Scott 弱者的武器

作者在這本抵抗研究暨鄉民社會研究的重要經典中揭露了一種之前長期為學界所忽略的抵抗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抵抗。Scott指出，過往的研究者追學著Marx, Gramsci等人的腳步氣探問馬克思預言中最大的錯誤，亦即那個不曾發生的革命為何不曾發生。Gramsci及其後繼的學者傾向於解釋革命之不發生肇因於各式思想上、意識型態上的障蔽以及誤導。於是，馬克思口中的階級意識不曾出現，而革命的種子也因此未曾真正的萌芽。

Scott抱持著不同的看法進入田野，他以馬來西亞一個務農的村落Sedaka作為例子，描述了這個以稻作為主的村落面對國家帶來的綠色革命後的一年二收、以及農業機械話等生產層面上的衝擊。以及因為這個改變給予原先就較為富裕的大農戶和地主更多的優勢，同時也逐漸的江窮人叢原先在生產過程中持有的位置上驅逐出去，使窮人不論在經濟上、日常社會生活中，甚至宗教儀式裡都逐漸的邊緣化。換句話說，綠色革命和階謝話造成了貧富矛盾在地方上的深刻與尖銳化。

在這種狀況下，Scott指出，鑑於當地的經濟是一種「隱晦的壓迫經濟」(Dull Compulsion Economic) 亦即，在社群的最底層，主要是靠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維生的那些窮人們期所能夠獲得的工作機會是仰賴婦人給予的；只要窮人處於這種情境裡一天，他們就傾向於不會公開的、集體的對抗婦人，或者對生產過程中那些對於窮人不利的改變表示不滿。

不過，這並不表示抵抗就不存在，而窮人均為順服的肉體。事實上，從各種的詩ˋ見中可以看出的，窮人援引了過去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在二收之前的那種強調主從關係的論述來攻訐富人現在的行為。傳統上，村中不論貧富必須是一體的，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的生計都應該獲得照顧，而富人也有義務接濟貧困者、提供工作，並且在祭典節慶時出資並且邀請窮人一同參與。然而這種傳統隨著二收以及農業機械化的進入而逐漸遭到破壞。富人如今不再願意或者勉強於接濟困窮者，許多過往提供給窮困者的勞力工作如今為機器所取代，並且慶典中的開銷逐漸減少而窮人能夠獲得的禮物也因此減少。這些變化在Scott的用詞裡，是一種趨向於市場的經濟理性逐漸開始取代傳統道德經濟的過程。

一年二收雖然帶給鄉民集體的生活品質的提昇，但是伴隨而來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改變卻使得中下貧濃逐漸失去租佃土地的能力而開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而收割機（Combine-harvester）的使用則取代了過往收穫季節裡提供給底層勞動者的工作機會。

在這樣的改變下，窮人透過流言指責富人的貪婪、吝嗇以及他們不再履行伊斯蘭教義中腹語富人的責任。或者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抵制使用階謝收割的農戶、禁止外面的卡車直接進入搓落搬運收穫後的米袋以維護村中送米者的工作權益。乃至於偷米、殺死牲口等等的匿名行動來表達窮人們對於當前富人們的作為，以及生產上的配置的不滿。

以Sekdaka的作為例子，Scott企圖點出的是，過往的研究者聚集在那種有明確行動、意識，並且是集體形式的抵抗周圍進行研究時，其實並不能涵蓋到抵抗的所有形式以及概念。和這些研究呈現鮮明的對比在於，Sedaka的抵抗藏身於日常生活之中，期行動往往是由個人發動、未經組織和計畫的進行，並且通常是有具體的敵人同時還對於發動者往往會有立即的好處。這些特質都和過往的抵抗研究者所預設的抵抗概念很是不同，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建基於鄉民的日常經驗上而出現的抵抗行為。

Scott以此進一步的反省了左翼革命研究的缺失，大致說來，他含蓄的點出過往的研究者在探找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不論他們口中說的階級意識或者意識型態的謬誤等等，這種階級意識的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會像是知識分子所期望的、以某種抽象的、歷史性的力量那樣的形式存在。因此，對於這種問題的探問，並以此作為革命不曾到來的答案，對於Scott來說是圖勞的，且也只是一種悲觀主義的擴散。Scott本身對於抵抗的洞見，則開啟了抵抗研究的新取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如今也成了一窺素人抵抗的新路線。並且，正如Scott所言的，只有當我們將研究的焦點也放到藏身於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時，我們所研究的抵抗，才不是由權威結構所定義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