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nic Mills or Silicon Islands? 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 By Steven C. McKay

    這本書企圖探討在菲國的高科技外銷加工出口區裡，四個不同企業的勞動狀況。McKay將其書中欲討論的主題分成三個部份：

1. 四國外資企業的組織與勞動控制

2. 菲國各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3. 工人對於不同形式的勞動體制的回應

    首先，作者設定其研究的對象工廠都是屬於高科技產業，有做半導體生產的，有做硬碟的。McKay認為，過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覺得高科技產業為了維持其生產的穩定性，所以會提供較多的正面動機給予其員工，使員工有較多的意願留在同一份工作上較長的時間。這和其他傳統產業相比，高科技產業提供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創造了較多社會學者所謂的Good Job（即福利優渥且工作穩定的工作機會）；這和以勞動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相比，是比較理想的工作狀態。把高科技產業和勞動密集產業放在一起，則共構了所謂的二元工作理論。McKay在這本書中企圖指出，這種二元理論以產業作為區隔的標準很可能是有錯誤的。

    本書所討論的四家跨國企業全部都是高科技產業，但是四家工廠都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勞動體制。從高壓強迫(despotic regime)到購買賄賂（purchasing regime)到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再到工作協商（Negotiated Regime） 。作者希望藉由這幾家企業各異的勞動制度來說明即使在高科技產業中，即使叫好的HRM或者具有工會而可以進行集體議價的協商制度，都不是必然或者常見的形式。McKay指出，在菲國的例子中，私人企業透過和政府共謀，採行他所謂的strategical localization的策略，來維持其傳統高壓的勞動體制運作。

    McKay指出，他做研究的這四家工廠中有三家的人力資源部門是有鮮明的反工會色彩的。因此，這三家跨國企業的人力部門雖然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手段，但是其目的不外乎是從聘僱開始一系列的勞動過程中，預防和削弱工人組織工會和產生集體性的可能。以Storage Ltd.為例，這家生產硬碟的跨國企業從聘僱開始，就鎖定偏遠鄉村中教育程度不高、年輕且沒有工作經驗的女性作為招募的對象。在取得潛在勞工的基本資料之後，透過對於履歷的篩選、面談和筆試等等的過程錄用其理想的員工。而在試用期屆滿之際，還會派員進行身家調查，以每一種方式去避免錄用一個可能同情工會的勞動者，而將工人的集體性拒斥在大門之外。

    透過招募這樣的員工，Storage Ltd. 可以訓練這些年輕女性成為公司所想要的狀態，以便利於之後的勞動控制。除此之外，由於這些女工來自偏鄉農村，即便Storage Ltd. 提供相當微薄的薪資，但是對於這些女工來說仍然是顯著的生活改善而願意留在工廠中。換言之，透過刻意篩選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弱勢的勞動群體，Storage Ltd.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去打造一個穩定而便宜的Coercive Commitment Regime。

    另外，也有的公司是在菲國私有化外銷出口加工區之際透過加工區開發商以及地方政府的協力下，聯手打造出一個所謂的「工業和平區」，亦即無工會、無罷工的生產環境。從園區設計之初，就以空間配置、進出入管制、場區保全和監視系統等等的配置，排除了工人進行集會組織的可能；甚至地點也都選擇在大城市的近郊，並且鼓勵工廠提供通勤運輸取代宿舍，利用這樣的方式，使得工人盡可能的散居在城市的各地而有最少的機會聚居，已達成防止工人集體化的任何可能。

    除了這些預防措施之外，在廠內也設計了不同於HR的ER部門，除了舉辦定期的員工大會讓員工發表各種意見和營造一種員工有參與勞動決策的假象之外，ER部門也負責解決員工之間的糾紛以及和管理階層之間可能的衝突。透過傾聽抱怨和具體解決個體勞工的問題，ER部門的設置可以個體化每一位勞動者，並以個案的方式處裡一切的糾紛而預防勞工的集體組織的出現；作者稱這種方式為HRM系統。

    不論是哪一種制度，McKay提醒我們都不該忽略國家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以非常長的篇幅交代了菲國近代政治發展史，說明在歷任的獨裁者統治下，菲國政府刻意的不執行其勞動保護相關的法令，並在經濟發展的大纛下，以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跨國企業的進駐。而提供一個相對鄰近國家如台灣、韓國來說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說英文，但是又沒有工會傳統的勞動人口，也成了政府招來外國資本很重要的一個賣點。大體上來說，菲國歷任的獨裁總統和拉丁美洲的獨裁者相比，對於工會有著很不同的態度。

    在拉丁美洲，許多的獨裁政權傾向於視工會為政治上的合作夥伴，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大多採取支持或者至少默許的態度。這使得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都有非常強烈的工會主義傳統。但相反地，在亞洲國家中，獨裁者傾向於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和組織，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採取敵視的態度。

    基於這些高科技產業對於穩定生產的需求和反工會的傳統，菲國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商落地投資，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系統性的打壓工會的發展，並以此來吸引外商。除了興建外銷加工出口區時利用空間設計和地點選擇來排除工人出現集體組織的可能性之外，地方政府還會於廠商招工之際，積極的協辦就業博覽會；甚至以地方官僚系統和基層警政系統提供廠商應聘者資料，協助篩選勞工並且打造溫馴的勞動力。

    在書的後半段中，McKay宣稱要給予工人聲音，探討她們對於這些不同勞動體制的回應。這個部份大致上不脫女性主義者的二元觀點。亦即一方面認為由於女性從事了受薪、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所以女工們得以在工作以外的場域中獲得更多的自主性，但於此同時，也不會挑戰到廠內經理的決策和勞動體制。

    另一方面，則是抱持著另一個傳統提醒女性得到工作賦權的同時，也需要飽受資本主義的深刻剝削。其薪資是資本主義和地方父權論述共謀操作下的產物，不僅微薄且無法支應基本生活開銷。加上種種升遷和工作機會上的性別歧視，McKay認為，只有在Discrete Manufacture 這家工廠的制度中，因為有女性為主體的工會存在，因此不管在薪資、福利、升遷機會乃至於工作權上均較有保障。作者由此主張，勞工是否擁有集體議價的能力，對於改善女性勞動權力和條件至關重要。

    對我來說，本來念這本書是以為他會詳盡的討論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企業對於勞動體制的選擇及其背後的原因，結果他沒有。不過作者是很好的闡述了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國家是如何和私部門共謀，打造一個有利於商業發展但卻對勞動者不友善的經濟環境。McKay很詳細的描述了國家透過哪些手段幫助私部門達到他所謂的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狀態。不過，與其說他重視的企業間勞動體制的差異，倒不如說他真正關注的是企業怎麼採行地方化的策略以遂行其所欲的彈性生產目標。他關注的是企業在地化其勞動體制的過程，因此和我原本的想像很是不同。

    除此之外，McKay提供的四個個案，清一色的都是以女工為主體的企業，這樣的研究對象讓他得以延續過往女性主義研究者對加工出口區的女性勞動狀況進行研究所建立起來的傳統，進一步的討論gendered labor force在不同地區的沿革和變異類型。McKay在書中的確有提到有些工廠有契約勞動者的存在，但是並沒有對此多所著墨。因此，派遣工對於生產部門造成的影響衝擊在這本書中是看不到的。

    最後，McKay強調國家的角色，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下，國家並非真的退為了，也不只是對相關限制鬆綁而已。在競逐全球市場的大餅和吸引跨國企業前往投資之際， 國家其實有比鬆綁經濟管制措施更為積極的角色；他認為其實這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個「去規範（deregulation)」，而是一個「重新規範（reregulation）」的過程。就這點來說，我想我在墨國看到的例子也許也符合這樣的描述。綜合論之，即使這本書討論的主題和我的論文沒有必然直接的關聯性，但是書中對於國家和私部門共謀打造的勞動控制手段有很詳實的描述，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倒是不妨一閱。

Assembling Women: The Feminization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本書作者Caraway 以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全球製造業的女性化趨勢進行探討。其研究方法包括對於單一國家進行深度的訪談和民族誌田野調查；跨區域、國家、產業的統計資料量化回歸，以及跨區域的比較研。作者企圖以此討論製造業女性化發生的原因，並以此討論女性進入新酬工作之後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勞動環境是否發生任何的影響。
    Caraway指出，過往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在討論產業女性化的現象時，往往都淪於只處理到表象，諸如將女性的就業和勞動密集產業以及外銷導向經濟政策的制定進行因果性的連結。作者認為其實產業發生女性化（或男性化）的原因其實更為複雜，而且有著區域、國家、產業、勞動中介機構角色以及女性勞動力供給等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其中的任一因素都有其影響力，而沒有任何一個是具有決定性的。
    Caraway以印尼的紡織、汽車、板材業的女性狀況為例，指出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產業之中，產業的女性化與否甚至有著廠際之間的差異。而隨著產業發展的軌跡、經理人對於當地性別觀念和工作職位的結合，乃至於女工在勞動現場的存在與否等等諸多因素，其實都影響到了一個廠是否發生女性化因素。換言之，作者的批判和提醒在於，她認為我們不該用單一的歸因來理解女性化於產業中發生與否。
    除了印尼的資料以外，在書的後半段章節裡，Caraway用跨區域、國家、產業的資料來討論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的軌跡。她指出政府和工會作為勞動中介機構在不同國家中扮演的政治經濟角色對於產業女性化與否有著重要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政策鼓勵勞動密集的外銷導向產業時，產業的女性化比較有可能出現；Caraway對此的解釋是由於勞動密集產業往往面對比較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經理人會有較大的動力去改善其生產力；而性別化生產在許多區域裡都被是為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所以女性化較有可能在這些產業中發生。
    相反地，資本密集產業面對的是一個寡佔、低競爭的市場，經理人比較缺乏動力去進行生產力的改善，因此即使在這些產業中如果女性化發生將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省人事成本因為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高技術、教育需求的產業中反而比較顯著，但是即使是這樣，女性化也往往很難發生在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之中。
    除此之外，Caraway也指出，工會的政治經濟角色以及集體議價力量的強弱，也決定了女性化發生的可能性。她以拉丁美洲、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跨區域資料進行比較說明此一論點。在拉丁美洲，由於民粹主義的長期影響，使得這個區域的工會普遍的跟政黨有著較密切的關係。在一國政治經濟發展中也有較為活躍的位置和影響力，這種國度裡，多為男性所把持的工會對於產業的女性化往往構成阻力，因此產業女性化在這些國度中較難發生。
    而東亞國家諸如韓國與台灣，由於民主化前的獨裁政權傾向於將工人視為政治上需要統治鎮壓的對象而非可以結盟的夥伴，因此工會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甚微，其產業女性化的程度因此較高。即使在民主化之後鬆綁了對於工會發展限制，但是大體上來說對於工人的態度以及國家和勞動階級的關係依舊維持不變。東南亞國家的狀況亦然，即使政府沒有對於工人有如東亞國家一般的敵意，但是工會對於女性化阻擋的力量一樣薄弱，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相較於拉丁美洲有著較高的產業女性化程度。

    Caraway以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態度架構這本書中一些隱藏的論點。比如說她認為中亞國家的女性就業率低並不全然是因為伊斯蘭教義對於女性就業的限制使然而另有其他原因。她以同為伊斯蘭教的印尼為例，指出當外資有大量勞動力需求時，這些文化障礙自然就會被經濟區力給移除；換言之，Caraway的分析框架裡頭，文化也許是相對來說最不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思維也可以從她相對粗糙的文化分析中看出。在她對於印尼當地的性別觀念進行分析時，她以印尼語中的一個詞：Kodrat說明性別分工。Kodrat這個詞彙指涉了男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她以這個詞彙說明當地管理階層是如何把性別論述和工作職位相互扣和，並且以此為佐證說明印尼工廠內的工作安排是一種性別化的產物。
    然而，這個分析方式可說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在工廠研究中一個典型的進路：找到一個地方上的性別詞彙，宣稱這個詞彙對於理解工廠內的性別安排扮演著關鍵的理解角色，我們必須由此來了解廠內的性別狀況。某種程度上，這和強調key symbol的是我們理解一個文化的唯一鑰匙的象徵人類學是相似的；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類同，這所謂的key symbol如何選定往往都有著過於武斷的可能性。Caraway的這個研究為例，為何是Kodrat而不是其他的觀念左右的性別安排？對此，Caraway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做出任何說明。
    對於這種分析進路，我以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出在這樣的分析架構是研究者的選擇而不是經理人的選擇。即使Caraway宣稱印尼當地的經理人都有充分且完整的對於工作位置和性別配對的藍圖，但是這並不表示每個經理人都對kodrat這個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即使是當地經理都未必有此語言和文化理解的能力，更遑論外資工廠中，角色重要、位階權力高並且佔據決策最終裁決者位置的那些外籍經理了。
    因此，雖然作為一本更加細緻化的歸因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國家和產業間各自出現和不出現原因的研究著作，Caraway的這本書的確成功的深化了我們對於製造業女性化原因的理解。然而某種程度上來說，她還是沒有跳脫出女性主義研究者過去在工廠研究框架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