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Caraway 以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全球製造業的女性化趨勢進行探討。其研究方法包括對於單一國家進行深度的訪談和民族誌田野調查；跨區域、國家、產業的統計資料量化回歸，以及跨區域的比較研。作者企圖以此討論製造業女性化發生的原因，並以此討論女性進入新酬工作之後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勞動環境是否發生任何的影響。
Caraway指出，過往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在討論產業女性化的現象時，往往都淪於只處理到表象，諸如將女性的就業和勞動密集產業以及外銷導向經濟政策的制定進行因果性的連結。作者認為其實產業發生女性化（或男性化）的原因其實更為複雜，而且有著區域、國家、產業、勞動中介機構角色以及女性勞動力供給等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其中的任一因素都有其影響力，而沒有任何一個是具有決定性的。
Caraway以印尼的紡織、汽車、板材業的女性狀況為例，指出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產業之中，產業的女性化與否甚至有著廠際之間的差異。而隨著產業發展的軌跡、經理人對於當地性別觀念和工作職位的結合，乃至於女工在勞動現場的存在與否等等諸多因素，其實都影響到了一個廠是否發生女性化因素。換言之，作者的批判和提醒在於，她認為我們不該用單一的歸因來理解女性化於產業中發生與否。
除了印尼的資料以外，在書的後半段章節裡，Caraway用跨區域、國家、產業的資料來討論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的軌跡。她指出政府和工會作為勞動中介機構在不同國家中扮演的政治經濟角色對於產業女性化與否有著重要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政策鼓勵勞動密集的外銷導向產業時，產業的女性化比較有可能出現；Caraway對此的解釋是由於勞動密集產業往往面對比較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經理人會有較大的動力去改善其生產力；而性別化生產在許多區域裡都被是為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所以女性化較有可能在這些產業中發生。
相反地，資本密集產業面對的是一個寡佔、低競爭的市場，經理人比較缺乏動力去進行生產力的改善，因此即使在這些產業中如果女性化發生將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省人事成本因為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高技術、教育需求的產業中反而比較顯著，但是即使是這樣，女性化也往往很難發生在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之中。
除此之外，Caraway也指出，工會的政治經濟角色以及集體議價力量的強弱，也決定了女性化發生的可能性。她以拉丁美洲、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跨區域資料進行比較說明此一論點。在拉丁美洲，由於民粹主義的長期影響，使得這個區域的工會普遍的跟政黨有著較密切的關係。在一國政治經濟發展中也有較為活躍的位置和影響力，這種國度裡，多為男性所把持的工會對於產業的女性化往往構成阻力，因此產業女性化在這些國度中較難發生。
而東亞國家諸如韓國與台灣，由於民主化前的獨裁政權傾向於將工人視為政治上需要統治鎮壓的對象而非可以結盟的夥伴，因此工會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甚微，其產業女性化的程度因此較高。即使在民主化之後鬆綁了對於工會發展限制，但是大體上來說對於工人的態度以及國家和勞動階級的關係依舊維持不變。東南亞國家的狀況亦然，即使政府沒有對於工人有如東亞國家一般的敵意，但是工會對於女性化阻擋的力量一樣薄弱，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相較於拉丁美洲有著較高的產業女性化程度。
Caraway以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態度架構這本書中一些隱藏的論點。比如說她認為中亞國家的女性就業率低並不全然是因為伊斯蘭教義對於女性就業的限制使然而另有其他原因。她以同為伊斯蘭教的印尼為例，指出當外資有大量勞動力需求時，這些文化障礙自然就會被經濟區力給移除；換言之，Caraway的分析框架裡頭，文化也許是相對來說最不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思維也可以從她相對粗糙的文化分析中看出。在她對於印尼當地的性別觀念進行分析時，她以印尼語中的一個詞：Kodrat說明性別分工。Kodrat這個詞彙指涉了男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她以這個詞彙說明當地管理階層是如何把性別論述和工作職位相互扣和，並且以此為佐證說明印尼工廠內的工作安排是一種性別化的產物。
然而，這個分析方式可說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在工廠研究中一個典型的進路：找到一個地方上的性別詞彙，宣稱這個詞彙對於理解工廠內的性別安排扮演著關鍵的理解角色，我們必須由此來了解廠內的性別狀況。某種程度上，這和強調key symbol的是我們理解一個文化的唯一鑰匙的象徵人類學是相似的；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類同，這所謂的key symbol如何選定往往都有著過於武斷的可能性。Caraway的這個研究為例，為何是Kodrat而不是其他的觀念左右的性別安排？對此，Caraway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做出任何說明。
對於這種分析進路，我以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出在這樣的分析架構是研究者的選擇而不是經理人的選擇。即使Caraway宣稱印尼當地的經理人都有充分且完整的對於工作位置和性別配對的藍圖，但是這並不表示每個經理人都對kodrat這個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即使是當地經理都未必有此語言和文化理解的能力，更遑論外資工廠中，角色重要、位階權力高並且佔據決策最終裁決者位置的那些外籍經理了。
因此，雖然作為一本更加細緻化的歸因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國家和產業間各自出現和不出現原因的研究著作，Caraway的這本書的確成功的深化了我們對於製造業女性化原因的理解。然而某種程度上來說，她還是沒有跳脫出女性主義研究者過去在工廠研究框架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