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今天王家明天你家的問題在台灣持續延燒著，而政府當局似乎從各種論述中看來，並未真的想要好好的面對和反省從這件事情中反映出來的台灣一些內部的社會問題。而好巧不巧的，就在好好拆市場長（喔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小心打出這個詞彙，不過剛好跟我接下去要說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結合/威迫/震攝國家統治者以公權力替自由市場/外來/強勢經濟力量開道不謀而合，那就先留用好了）把王家夷為平地之後的這一周，剛好在課上念到一篇關於紐奧良在風災之後都市更新過程中，權力者/都市更新規劃者和不具有不動產產權但以租屋、公有住宅居民身份世代居住在紐奧良的底層居民（多數以非裔米國人為主）彼此之間在論述上的牴觸，以及由此引發出的，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我們要把未來的都市變成「屬於誰的都市？」這個必須被討論，卻往往被忽略的問題。
在進入正文前，我想我應該先交待一下自己的立場。首先，我從不覺得都市更新是必然惡的，但必須隨時要提醒自己的，都市更新的目的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善良的。拿破崙搞都市更新，為的就是要讓那個讓他老兄得以發跡的法國大革命的街頭堡壘消失在巴黎的羊腸小徑中，因為巴黎在都市更新之後不會在有羊腸小徑（拿破崙：我就是每條道路都給你搞個五十公尺寬我看你拿啥蓋碉堡來反我！！！） 。就遑論北京在奧運期間對其城市本身的更新過程所帶有的強制性和強烈國家民族優越顏面的目的性了（至於這跟提昇都市住民的生活水準而進行都更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那就不在這裡討論了）。扯淡了這好些，要說的只有一句話，都市更新本身既然應該具有明確的目的性，那麼背後的權力結構就不該被忽略。
再者，有權力涉入討論也沒啥好不對的，畢竟這種大型、「公共利益」、都市集體事件如果說沒有權力涉入那也太詭異和天真了一點。權力的存在本身可以不是必然惡，也不該預先設想權力本身就具有壓迫性也不必然具有指向性。所謂的指向性，我的意思是就是特定針對誰就要搞鎮壓，然後特定就是針對誰就要給糖果這樣。只是在都市更新這件事情裡，它就是在那邊這樣。既然有權力涉入討論之中，下一個我們需要問的問題是，誰有權力決定一個城市該長成什麼樣子？是經濟精英？是城市居民？還是國家統治者？這樣分也許有些粗糙因為畢竟三個可以是剛好重疊的範疇比如說好市場長就剛好落在三種不同範疇的中間重疊部份。不過這三個範疇粗略來說，可以是代表著三種不同的興趣與利益團體。
而很不巧的，今天不管發生在台北好好拆事件中，或者是在紐奧良，其實我們正在面對到的是相似的社會背景，這個背景就是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即使我們、政客或者路邊流浪狗很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到底我們說得新自由主義是什麼？）訴說著把資源交給市場分配大家就可以獲得最有效率（注意，是最有效率，不是最公平）的資源分配方式，而在這個願景下夾帶著的就是一種可以犧牲掉底層、經濟弱勢者的權利的意識形態和管理形式。也就是說，經濟政治精英開始共謀（好啦，其實好像共謀也不是新自由主義出來之後才開始的，共謀很久了）然後用特定的型態，不著邊際（理論上要不著邊際啦！看得到的都太粗糙了）的壓迫、削弱不屬於這兩個精英階級的其他族群的利益、權力和聲音，然後將那些削弱佔奪之所獲，以個人努力和私有財產萬歲之名，放入自己的口袋中這樣。
於是，在紐奧良的例子中，風災之後，政府官員結合了都市更新規劃者，不斷的對米國全國乃至於世界宣言，他們要打造出一個「更好的新紐奧良」，但風災造成主要的財物人員傷害的地點其實是一個在風災前政府就已經決定不再修繕接近十多年的公有住宅區了。這個公有住宅區因為規模龐大，長期被米國開放媒體描繪為「種族隔離政策在米國最佳象徵地」，但就實際的居民情感上來說，這兒是黑人文化的搖籃，更重要的是，這兒是他們的家，他們在這裡長大，他們對於親人、友人、逝去者的記憶，都強烈且緊密和這個殘破--被政府遺忘的社區，這個被全國性媒體描繪為隔離政策施行地、毒品槍戰幫派溫床的社區--連結在一起。這個公有的社區居民在風災來時被迫遷到米國各地，而等重建結束之後發現自己回到原本的社區時發現，是美侖美奐沒錯，不過卻是自己一輩子也買不起的，屬於中產階級（我就不在這邊說是白人為主的了）才能擁有的，典型米國夢中的那種兩層一棟的美麗房屋了。
也就是說，紐澳良市長宣佈的都市更新計畫中，是以具有不動產產權的市民為核心所進行的。必須說，這政策的著眼點本身沒有什麼不對，因為這邏輯：在紐奧良有不動產=紐澳良市民是無懈可擊的。出問題的地方就在於，這個城市並不是只有具有不動產權者才可以宣稱自己是市民，自己在這裡有記憶、社會連結，以及，自己有個家在這裡。只是對於執政者來說，這些人因為沒有在紐澳良擁有不動產，所以不將他們納入施政的主要考量，看起來是合情合理的。於是，問題就又一次的浮現了，紐澳良這個城市是怎麼被世界認識的？是因為是個金融中心？還是因為爵士樂？紐澳良這個城市的未來，應該要怎麼被認識？新的紐澳良，是誰的城市？
當然，也許有人會問說，其實從頭到尾，紐市市長就不曾說過不歡迎這些底層的居民回來城市中，但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徹底拆除公有住宅重新規劃為私有家屋興建區域，清除所謂的貧民區改建具有警衛、圍牆的高級住宅，這種種的舉措其實都是將那些被緊急撤離（流放？）到亞特蘭大、休士頓、洛杉磯等地的貧民區居民永久驅離的措施。於是，這些曾經代表紐澳良靈魂，紐澳良市賴以打造其觀光景點特色的市民，失去了他們宣稱自己是市民的權力而被驅逐了。當然，他們有著自己重新打造城市認同的抵抗方式，不過那要另開一篇討論了這邊就先不提了。
就這觀點看來，台北好好拆或者比紐澳良的例子要顯得更為嚴重，因為紐市市長擘畫的未來要犧牲的是租屋者或者無屋者的權力，而好市場長現在要犧牲的甚至是有不動產所有權的市民權利。這所觸及的範圍之大之廣，也就無怪會掀起這回大規模的風暴了。於是，這裡我們就可以回到之前提到的，權力指向性的問題。當國家把推土機推到王家門前，然後周圍用白色圍籬圍起來，搞得一副宛如 Foucault 筆下中世紀歐洲的公開處決刑場一般的場景象徵的公開暴力（權力）指向了誰？而為什麼指向這群人，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了。
指向了誰？中產階級、底層階級。為什麼指向這些人，因為這些人就當代社會情境脈絡中，即便被稱為中產階級的，也逐漸的處於經濟權力上的弱勢群體這個光譜另一邊有關了（這也是Occupy Wall Street 的人群會喊出 We are 99%的原因了）。這兒，我必須再一次的強調，政府公權力的指向性是不確定的，如果公權力將它的矛頭、推土機推向某處，背後必有驅使它這麼做的動機（國家機器畢竟是國家機器，要按鈕要給指令才會動的）。而現在這個動機簡單說就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進公共利益、提高國家競爭力裝飾門面，骨子裡則是政治經濟精英共謀所驅動的利益了。
我並不是很想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產物，因為這樣描繪新自由主義並不公平，這套思維概念有其良善的部份也有其問題之所在，買不買帳純粹是看個人立場，並不是這套概念和作法就一定是必然全錯。但我要在這邊指出的是，其實這次的台北好好拆事件中，無疑的是一套新自由主義管理型態初登板的展演。運作國家機器的官僚體制似乎已經不在像 Weber當時討論的官僚制度那樣，當其發展臻至成熟時，就會開始擁有自己的運作邏輯、興趣和意志。當前的官僚體制自有的意志似乎已經被代表著經濟力量的意志所宰制，於是市場那個看不見的手塞進了國家機器的手套中，開始以政治的力量去摧毀其抵抗者，打造經濟意志下滿意的那個社會了，至於那個社會長啥樣子，噓！我不敢說。
也正因為在台灣，這還是這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統治形式的初登板，所以手段才看起來笨拙的像是中世紀的公開處決一般，並且正如 Foucault所言的掀起了人民的反抗。但既然只是初登板，就表示只要表現不太壞，就還會有第二次登板。以球團老闆（財團）的標準來看，雖然好市場長六局下被暴了，背後的牛棚（所謂的中央政府）又跑出來放火，但該拆的有拆掉，算是有達成初登板任務了，因此八九不離時的，還會有下次出場主投的機會。而台灣這個一向走溫和非暴力路線社會運動傳統，並且也還年輕的公民社會如何回應這個情境，就是需要我們在繼續觀察和思考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