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李靜君在這本書中討論了在香港和深圳兩間由同家港資公司所經營的工廠中的勞動控制和治理至（factory regime）。她指出，這兩間工廠所處的地理位置不遠，因此基本上由同一批經理人在管理，同時因為不論是在英殖香港或社會主義中國下的地方政府對於工廠的態度基本上是採取放任主義且不會有太多的干涉和介入。在這種國家不介入且不提供工人足夠支持的狀況下，如果依照Burawoy的看法，在工廠的內部必然會生成專制體制。但在李的兩個工廠案例中，只有深圳廠形成了專制體制，而香港廠則是截然不同的霸權制度。基於外在政治社會環境類似，且是由同樣的高層管理，結果卻在兩個工廠內形成截然不同的工廠體制而和Burawoy對工廠體制的討論不盡相同，這使得李試著去探問，是什麼因素形構了這兩間工廠內的工廠體制？

      李認為，Burawoy以階級為基礎的討論「生產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確開創了一條新的取徑，幫助我們看到了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 生產裡任務所需具備的技術和社會組織）和生產機器（production apparatuses, 規範和磨塑工作現場政治的機構），並佐歷史材料的比較而創造出工廠體制這個可以連結階級宰制中微觀和宏觀層面的概念。這使得Burawoy可以把工廠內的勞動過程和工廠外的國家制度、工會力量等等連結起來，從來形成了對專制和霸權體制的區別，而這是過去勞動過程理論的研究者們所不曾注意到的差異。

         不過，即使是Burawoy的理論具有如此的開創性，但是李批評說，Burawoy過於強調階級的重要性，因此對於理解女工的狀況幫助其實不大。相較於男工，女工更難仰賴國家或者企業的力量去得到再生產其勞動力所需的資源，而必須仰賴地方性的人際網絡或者親屬和家庭連帶中所能取得的資源。這些組織和資源取的方式，都是來自於性別化的組織且內化在地方的勞動市場中。李因此認為，正是這些不同的勞動市場特徵，決定了兩個工廠中的治理體制的差異。因此，李主張，在探討工廠體制的時候，必須加入性別的層面。

      李進一步的引伸，女性主義者指出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Burawoy本人都忽略了階級宰制中性別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在工作的場域中從未缺席，而往往是被當作產業預備軍而成為階級宰制中的一環。女性主義者指出了這一點並且將性別的面向帶入到關於工作的討論中，從而造成了典範的轉移，並且提醒了我們性別時常被用來作為勞動控制的一環，同時也是在意識形態、組織和認同這三個層面中運作的權力過程。不過，當性別也是權力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子的同時，這樣的性別也受到了社會、政治機構的塑造。由此，女性主義學者將性別帶入了工作的討論中，並且使性別在勞動過程中成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接著，李則是指出了在香港和深圳基於勞動市場的差異性而在廠內生成不同的工廠體制。香港廠中形成了家族主義式霸權體制（familial hegemonic regime），而在深圳廠則形成地方主義式專制體制（localistic despotic regime）。在香港的家族主義霸權體制中，李指出這些多半已為人母的女工們之所以願意留在香港已經屬於夕陽產業的製造業工廠中繼續工作的原因，是因為Liton這間工廠的工作時間安排使得女工們可以同時兼顧全職工作和照顧家庭的需求。這些為人母的女工不僅以可以好好照顧家庭，培養後代使之衣食無缺平安長大作為其定義自身女性認同的主要元素，同時也是正當化自身辛勞的主要支撐。而Liton的管理階層所採取的「人性化」管理策略和措施，比如說允許女工因突發事故中離而不扣薪水不扣缺勤，以及其他使女工得以兼顧家庭的工時安排，這些都使得女工們心甘情願的捨棄更高的薪資，留在Liton成為長期穩定的、流動率超低的員工組成。換言之，在香港Liton中，藉由融入了家族主義的勞動控制政策，使得香港廠擁有一批穩定、經驗老到且樂於和經理合作的一線員工。而這些女工也因為對於Liton的工作安排感到滿意因此會自律的不打破這些為了可以滿足家庭照顧需求而得到的福利，並且自願順服於工廠的管理之下。由此，構成了李所謂的家族主義式的霸權體制。

      而深圳廠的狀態則迥異於香港，Liton在改革開放之後前進深圳，並在當地雇用了大量的農民工入廠工作。這些「打工妹」除了在地粵籍或者福建的工人之外，也有為數不少來自中國數各北方或者更內陸的省分。不管是來自哪一個省分，這些農民工的移動軌跡，多半都是先有「老鄉」在Liton工廠內中做，能夠從工廠得知內部的聘僱消息，然後把這些消息傳回家鄉，讓家鄉中有意外出工作的女性們可以在恰當的時機前來應徵。因此，工廠中的勞動力再生產，是循著地方主義的路徑去建築。而在勞動控制上，則是藉由提拔來自某一省分的男性成為領班，以這些男性在漢人父權社會中既有的權威位置去控制其他來自同鄉的女性勞動者。除此之外，由於這些「打工妹」多是年輕女性，因此外出打工時，即便不純然是接受了家戶經濟需求的安排而缺乏煮體性的慾望動機的結果；但年輕女工們依然要和父系威權得到妥協，在有同鄉工作的工廠中工作，即是這種妥協下的產物。一來年輕女工們被託付給同鄉親族長輩照顧和就近監視；二來工廠被視為是一個有紀律、性別界線分明、不用拋頭露臉而合適年輕女性並且不會損及其婚前名聲的工作場合。由此，使得廠內的勞動控制得以依循著李所謂的家族主義式的專制體制開展。

      除了建構和鋪陳兩地勞動市場的差異對於工廠體制的影響之外，李同時也以另一組概念「打工妹」（maiden workers）和「主婦工」（matron workers）比對兩地女工特質上的阿易。「打工妹」常被用來指稱深圳的女工，對於這些女民工來說，工廠工作只是命中的一個暫時性的階段，是滿足未來人生規劃的經濟基礎。而香港這邊的「主婦工」則通常是年紀稍長，有家室小孩的工人。這兩種不同的形象說明了女工本身也會因為自身的利益、需求，以及對於自己身為女性的定義，來選擇順服或者抵抗制體制。換言之，探討性別在工作中的影響並非把女性加入分析的架構中即可，而是必須注意到女性自身也具備多元形貌，且複雜性不可忽略。

      李用了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工廠的特殊性，很精彩的呈現出和Burawoy以階級為主要軸線來解釋工廠體制的形成原因截然不同的切入方式。她強調了地方勞動市場以及性別化的社會組織，都是形塑工廠內部的治理體制形貌的重要因素。由此，李不僅建議了一種以「關係式配置」（relational setting）的角度去瞭解工廠體制的切入方式，同時也主張我們需要一種「性別化的生產政治理論」。李主張工廠體制本身就是性別化的，且性別出現在各種過程、實踐、形象和意識形態之中，同時也是在社會生活的不同快中分配權力的一種機制。也正因為如此，就像Liton的例子所指出的，即使在國家不干涉的狀況下管理階層有著很大的自主性去決定其管理策略，但是最終工廠體制的生成，還是需要跟在地的勞動市場，性別相關的社會組織纏繞在一起之後才得以成形。由此，李開闢了一條不同於Burawoy，加入了性別面向的討論途徑。

      對我來說，李的這本書討論精彩且理論耙梳簡潔扼要，同時還非常有理論推進的意義。在理論的層次上，本書的貢獻在於「加入性別的層面之後，我們可以如何深化對於工廠體制的理解？」我看到的是，李以性別角度，去架接了外在社會的性別相關的社會組織如何影響到工廠內部生產政治的興成。相較於過去其他的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說，對於在父權體制中的女性煮體性，有了更細緻的描繪並且給予了更多理論上的解釋力，而不再只是單純的經濟決定論式的討論。這個部分對於女性主義的工作研究，也是相當顯著的推進。

      不過，在強調了地方勞動市場特性之際，李把Liton的管理階層當作了不變項，是整個分析中缺席的因素。在李的分析中，這些管理階層因為是同一批人，因此預設了他們有著相同的管理思維，而這個思維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Be Water”的狀態，由是可以因地制宜的讓地方因素形構工廠體制。這樣的分析路徑不論是和我再田野中看到的，或者是McKay對菲律賓的討論，都呈現出很不同的形貌。換言之，我覺得李強調了性別的重要性的同時，低估了，或者說，將資方對於工廠體制可能造成的影響存而不論了。

      這樣的切入，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依循了女性主義研究者的進路，亦即強調在地性別意識形態、社會組織、分工、刻板印象對廠內勞動控制策略造成的影響。頂多加上經理本身的性別觀點，由此共構了勞動控制策略這樣的一套分析架構。但是，這不禁讓人想要問，加入性別的層面之後，就真的窮盡了所有影響勞動控制的因素了嗎？資方的角色就真的如流水一般的無形且隨遇而安嗎？這是李未處理而有待探問的一些問題。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Jean Comaroff 的這本書可以放在如同Eric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一書中，對於世界體系理論的反思。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由核心國家席捲到邊陲社會時，地方社會其實並不如世界體系理論所言的毫無抵抗的能力，舊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傳統的文化安排都會被資本主義摧枯拉朽一般的毀壞。Jean Comaroff在這本書中想要描述的是，在殖民和工業資本主義進入Tshidi的時候，此地的Tswana人並非在權力轉移、生產模式改變、政治機構和運作遞嬗的狀況下出現了文化流失、摧毀的狀態。這些外來力量的進入隨著各地既有組織的差異和互動型態的不同，而在相互遭遇的過程中生成了不同的聯屬狀態。

    以Tswana為例，Jean首先從歷史事件、前殖民時期的社會文化秩序談起，說明此地在接觸到西方殖民勢力之初，其政治上的競爭狀態性別分工以及象徵系統上的安排；同時，以描述了當地人對於傳教士以及其所帶入的觀念和物品的看法等等。在這之後，Jean也討論了二十世紀之後，更大的外在社會，如南非所施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等等更大的政治經濟脈絡對於Tswana人所造成的影響。

    在建立了這些由事件史、歷史人類學的材料所架構出的脈絡之後，Jean接著討論了Zionism的生成，Tshidi Zion這種新興宗教是如何援引、挪用、雜揉上數各個不同時期的體系內的種種元素，由此生成一種具有一致性且整合的 "Counterhegemony" 來對抗既存的社會文化霸權秩序。

    由Tshisdi Zion的例子，Jean反對的是那種世界體系理論底下，西方學者用一種充滿我族中心主義的思維去考察和尋國家的社會文化力量對於邊陲國家的影響。在這些充斥著我族中心主義的觀察中認為，核心國家的社會文化力量伴隨著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腳步入侵到邊陲社會後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但Jean認為如同Tshidi Zion的發展過程所說明的，全球/地方勢力的互動並非為一種決定論式的取代性關係，而是一種動態聯屬/接合（articulate）的過程。

    那麼，對於作者來說，Tshidi 和南非外在社會的接合過程是以怎樣的型態發生的？對此，她的回答是認為，Tswana人在面對著外來勢力進入的時候，並不是單純的被新引入的制度扯入時代的洪流之中；相反地，他們有著利用自身歷史和社會文化條件相應對的方式。誠然，Jean Comaroff也承認這種全球化的力量最終還是將大部分的Tswana人拉入了薪資勞動、市場經濟、商品化等等的廣大經濟體系之中，但是在這個過程裡，如同Tshidi Zion這樣的宗教活動，擷取了過去和現在各種不同體系之中的象徵符號與概念，並且挪做己用，以符合支持者自身在現實世界中的經驗。

    換言之，這不是一個由無產階級意識取代鄉民道德經濟的過程，也不是一套酋邦退位而完全由西方殖民治理機構接手的歷史。作者想要透過Tshidi Zion的發展來強調的事，Tswana人的社會文化秩序，不論是在前殖民或者殖民時期，都應該由兩個層面的聯屬關係來理解，這兩個層面分別是：1. 一個正式的權力機器；2. 含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結構。正是因為殖民治理是一種壓倒性的力量，全面的入侵到在地的各種機構和常識系統之中，因此，在作者的看法中為，正因為殖民力量的全面滲透，因此反抗也是從生活的各個層面中發生的。這些抵抗未必是正面的、充滿戲劇性的戰場衝突，反而更多的是發生在日常實踐中、象徵領域裡的挪用，畢竟，殖民政權的滲透不論如何徹底，都不可能監視到所有存在的矛盾與衝突。Tshidi Zion的發展，即是在這種生活的個個層面中所開展的，而主要是在象徵領域中的抵抗。對於Jean來說，這種象徵領域的抵抗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在這裡，可以看到社會文化秩序和人的行動；以及不同系統之間宰制和臣服的歷史之間所構成的接合關係。Tshidi Zion的發展，就是在這種Jean 所謂的 "Dialectic in a double sense"下的產物。

    這本書中，Jean Comaroff所處理的主題以及對話的對象，身處在21世紀的我們應該不算陌生，但是使用接合（聯屬）的概念來細緻的呈現在Tshidi社會中，不同時期的各種體系之間是如何在遭遇的過程中，於每日的日常實踐裡，行動者因循著既有的社會文化秩序和可援引挪用的歷史情境來架接在一起。

    這種接合的狀態是在特定歷史時刻和情境脈絡中的行動者，以手邊可用的資源，在限定的架構中所採取的行動，這種限定的架構可以是特定的歷史情境如殖民主義，也可以是一種特定的權力配置關係。不管是哪一種，Jean Comaroff透過接合的概念，去說明，當工業資本主義伴隨著殖民勢力前進非洲時，對於當地人雖然的確產生了長期且重大的影響，但是在這個把當地人納入資本主義秩序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完全沒有碰到任何的阻礙和抵抗；相反地，在地人所能採納的抵抗形式甚至接納這些外來體系的過程，都必須以放置在特定的歷史遭遇中來理解之。

    這本書在我看起來，Jean Comaroff完全展現了她不管是對於理論的掌握，以及如何藉由理論的架構鋪陳超級細緻的民族誌資料的能力。雖然因為對於非洲區域的研究相對陌生，因此在掌握民族誌材料的時候有相當苦手的感覺。不過從任何角度來說，這都是一本並不好上手，但卻絕對值得一閱的好書！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

    這是一本很特殊的民族誌，Anna Tsing在世界各地探訪了幾個國度中不同的松茸森林。這些森林的共同特質都是噌經為人類深刻的干擾和破壞，而也是因為有這些人為的干擾存在，所以才能夠從森林中長出松茸。

    松茸作為一種日本人餐郭漲歷史悠久的食材，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由日本的森林中採摘供應的。而松茸作為一種真菌菇類，有著神秘的身世，它至今無法在人類的實驗室中被培養出來，而且對於生長的環境要求嚴苛。不過，這種嚴苛並不是說松茸需要生長在原始的、不曾受過破壞的原始林中；與此正好相反，松茸需要生活在那種為人使用、干擾過的森林裡，這樣的森林可能在過去的某個歷史十段中，因為現代性思維指導下的經濟活動，而被集約、規模化的利用。原始林被砍伐殆盡，然後是整齊、年齡相同、科學畫復植且具有現代經濟價值的次生林。再之後，則可能因為種種的原因，這些次生林最後也失去了經濟價值，然後被資本主義生產給遺忘，最終成為Anna Tsing筆下「資本主義的廢墟」。正是在這種廢墟當中，可以找到松茸的身影。

    Tsing指出，在這些被資本主義所遺忘的生產廢墟中，因為松茸的生長，因此也聚集了一批因為各自的原因，被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邊緣人，這些帶著各自的故事和背景進入松茸森林成為採集者的人們，使用各自熟悉的方式，在這些被資本主義遺忘的角落裡，搜尋著Tsing所謂的「殘餘價值」，並且進行「殘值積累」；同時，追尋各自意義的「自由」。

    相較於「原始積累」必然生成於控制生產的過程中，「殘值積累」在Tsing的定義中，是企業在不控制商品生產條件的情況下聚斂資本的過程。換言之，和工業革命後那種集中發生於工廠之中，受到精密控制的原始積累不同之處在於，財富發生於前端生產過程不受管控的狀態。Tsing強調這種殘值積累同時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內部和外部，它應該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部分，但與此同時，卻又必須要以另外一種和過去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用Tsing自己的話來說，是以一種民族—圖像的方式，來理解這種殘值積累的過程。

    換言之，在Tsing觀察中，她發現的是這種不受控制的前端生產過程中，是一種每種不同的群體在積累財富時，會因為各自的民族背景，而採取不同的方式，並且對於同樣的松茸採集一事，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義。在這種狀況下，雖然松茸最終也將商品化，並且透過轉譯的過程而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鏈之中，但是在前端生產的這個部分，呈現出的卻是一種不穩定、充滿差異性的生產型態，過去那種以工廠、規模化大量生產以追求極大化利潤作為思考背景的「原始積累」概念，在面對同樣也被商品化的松茸生產時，則顯得不足以解釋。

    於是，Tsing考察了位於北半球數各能夠採集到松茸的森林，以及這些森林中的採集者，用一種近乎破碎、斷裂的方式敘說這些人各自的故事。然而，正是這種帶著各自的破碎、斷裂和殘缺不完整的故事踏入這些松茸森林中，反而是這些採集者們可能是唯一共同分享的特質。因此，這樣的破碎和殘缺，反而較諸系統性的描述分析更貼和那個Tsing以「聚合」（Assemblage）或者「複音音樂」這種概念所描繪的實景。

    Assemblage 和Community這兩個概念最大的差別在於，Assemblage缺乏目的性並且導向開放性的合作關係。在Assemblage的狀態下，人、松茸、動物、森林，就是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間發生各種關係，但這些關係並非系統性、計畫性的，而是處於一種雜然併陳、各自連動卻不穩定的狀態。這種生計不穩和環境不定的狀態，正式<末日松茸>一書中，盡力去描寫的，由松茸這種特殊的存在，所開展出來的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經濟所留下的殘羹的故事。但正如Tsing所說的，當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倡議的那套規模化的經濟和生產模式，到了今日對於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多過於貢獻時，也許，在這些資本主義所遺忘的廢墟中，存在著新的可能性，讓我們得以從中探索人跟自然重新合作的不同型態。

    就像一開始所說的，我覺得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民族誌，缺乏過去一般的民族誌書寫中那種具有體系性的章節鋪陳，但是又以清新流暢的筆觸，放入了大量的民族材料，並且用這種民族誌材料作為引子，去鋪陳出在這一片又一片的松茸森林當中，可以帶出的新的理論和思考的方向。即使是一般的民族誌要做到這點都已經極為不易了，用這種相當不同的寫作型態來完成這個任務更顯得艱鉅。總覺得，Tsing這樣的書寫安排，像極了她在書中描述的松茸採集的過程。即使每個採集者可能都以其過去的經驗去組織每一次的採集活動，但是一旦到了現場，就需要感官全開的去「感知」松茸的存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節，都可能訴說著松茸的足跡和存在，而有賴採集人各顯神通的察覺。這本書，也需要讀者打開敏銳的閱讀感官，去查知在每一個敘事的細節中，所含藏的意義和韻味。

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

    這本書是透透過一個研究團隊合力把在富士康內部的勞動管理、環境以及底層工人在缺乏集體力量的狀況下對於富士康內部軍事化管理進行回應和抵抗的研究。本書涵蓋的主題甚廣，基本上當代工業社會學中幾個主要的命題都有討論到。從富士康的崛起與獲利談起，再觸及廠內的勞動控制以及這種管理策略對工人造成的影響。研究團隊同時也對工人進行訪談，透過工殤者或者自殺沒死的工人的證詞和生命史去重建他們在富士康中的工作經驗，並且呈現出他們在面對這種跨國企業與政府聯手的資本主義巨獸時的各種經驗與苦痛。
    從富士康的崛起歷程開始，富士康從台灣發跡然後在台幣高漲不利外銷出口加上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決定轉進中國，將主要的生產基地轉進中國之後，利用當地低廉且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逐漸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的成功，除了郭台銘自身的勤奮努力之外，也和其工廠內部精密嚴苛的勞動控制息息相關。自1990年代開始在珠國布局以降，截至2015年為止，富士康在珠國已經有三十間工廠，每廠雇傭八萬至四十萬不等的工人，旗下總員工數達140萬人。如此龐大的句型企業，內部有著層層分明的科層管理，且因為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和投資，使得富士康和中國的各級政府都維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
    以這樣的脈絡為背景，富士康對外打造「幸福企業」的形象，透過華麗的口號勾勒美好的願景吸引從中國西南部遠赴沿海地區尋找工作機會的年輕農民工；以他們的勞動付出去滿足以蘋果為主的企業客戶對於產品產其和品質的嚴格要求。對內則是以幾乎人性的軍事化管理日以繼夜的壓榨這些工人的勞動力直到工人們無法負荷為止。
    作為蘋果產品最大的代工供應傷，富士康為了滿足蘋果對上市時間和品質的要求，往往不停的提高每日生產目標，這迫使產線上的工人需要不停的加快工作速度，且嚴格的管理禁止他們在車間使用手機或者彼此交談。每個工人都像是被隔離在孤島一般的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以飛快的速度組裝著蘋果的產品，一天至少十二小時，一週有時持續七天的強度進行著重複性的勞動。
    在這樣沒有間歇的高強度下工作，使得許多工人因為身體或者心智不堪負荷而產生大量的離職、發生工安意外甚至是自殺。而富士康在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都是對外進行美化宣傳，宣稱富士康很在意工人的福利、生活以及勞動環境。但即便在自殺頻傳且產生公關危機之際，富士康對內依舊不停的提高產量以期趕上蘋果的銷售日能夠如期出貨。
    除此之外，為了確保足夠且穩定的勞力來源，富士康往往會和當地政府以及技職體系學校合作，以實習的名義引進大量的學生工。由於這些學生工和富士康並沒有正式的雇傭關係，且並不具有勞工身份，因此其勞動權益往往沒有辦法被法律有效的保障。除此之外，學生工不僅沒有辦法享有工人正常該有的福利，還需要受到富士康和學校的雙重管理與監控。又因為不具有工人的身份，所以富士康可以隨意資遣學生工而不需要負擔資遣費。學生工因此成為提供彈性化勞動力和極小化人事成本的最佳選項。
    當然，正式員工的狀況也沒有比較好。除了要面對超長的工時、管理階層的辱罵和嚴苛的管理之外，還要面對潛在的工殤與職安傷害。雖然富士康宣稱遵守地方工安法規也通常可以通過工安檢查，但是從工人的證詞中顯示他們常常暴露在潛在的危險之中。有的是在上工前不曾被告知操作安全須知，有的則是長時間暴露在有機溶劑或者其他化學藥品之中，且使用的劑量往往超過對人體無害的範圍且缺乏適當的防護措施而往往會造成明顯的身體不適。面對這種狀況時，工人們卻往往求助無門，因為公部門並不承認問題存在，因此，工人除了忍耐之外，就只有離職一途。
    除此之外，也有許多的工人跟公司發生契約糾紛，比如說富士康遷廠時對於不願配合遷廠的員工進行惡意調度，逼迫該員工自願離職，如果這樣還不願意離職，則曾經有發生過竄改出缺勤資料製造曠職紀錄然後解僱員工的案例。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工人尋求法律協助，也往往欠缺資源和證據來興訟。就算興訟之後，不僅需要經過漫長的失業等待，工人們面對的對手是具有龐大律師團和各種法律資源的巨型企業，透過法律途徑討回公道的案例並不常見。
    最後，即便上面種種惡劣的狀況頻繁出現，作者仍然不改樂觀的認為即便缺乏集體組織，但是90後的年輕農民工和過往的工人不同。除了比較在意工作條件之外，也擅長使用網路互通有無。同時，他們也有足夠的敏銳能夠意識到在出貨的高峰期間進行怠工或者其他強度不一的抗爭往往更有可能幫助他們爭取到勞動條件改善的機會，因為是否可以如期出貨是富士康最在意的問題；只要能夠成功的威脅到交貨日期，管理階層就相對容易妥協於工人的要求。只是，在缺乏有組織的集體力量支持的情況下，富士康的工人能夠在改善勞動條件的路上走到多遠，仍然有待觀察。

       

Satanic Mills or Silicon Islands? 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 By Steven C. McKay

    這本書企圖探討在菲國的高科技外銷加工出口區裡，四個不同企業的勞動狀況。McKay將其書中欲討論的主題分成三個部份：

1. 四國外資企業的組織與勞動控制

2. 菲國各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3. 工人對於不同形式的勞動體制的回應

    首先，作者設定其研究的對象工廠都是屬於高科技產業，有做半導體生產的，有做硬碟的。McKay認為，過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覺得高科技產業為了維持其生產的穩定性，所以會提供較多的正面動機給予其員工，使員工有較多的意願留在同一份工作上較長的時間。這和其他傳統產業相比，高科技產業提供了較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創造了較多社會學者所謂的Good Job（即福利優渥且工作穩定的工作機會）；這和以勞動力密集的傳統產業相比，是比較理想的工作狀態。把高科技產業和勞動密集產業放在一起，則共構了所謂的二元工作理論。McKay在這本書中企圖指出，這種二元理論以產業作為區隔的標準很可能是有錯誤的。

    本書所討論的四家跨國企業全部都是高科技產業，但是四家工廠都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勞動體制。從高壓強迫(despotic regime)到購買賄賂（purchasing regime)到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再到工作協商（Negotiated Regime） 。作者希望藉由這幾家企業各異的勞動制度來說明即使在高科技產業中，即使叫好的HRM或者具有工會而可以進行集體議價的協商制度，都不是必然或者常見的形式。McKay指出，在菲國的例子中，私人企業透過和政府共謀，採行他所謂的strategical localization的策略，來維持其傳統高壓的勞動體制運作。

    McKay指出，他做研究的這四家工廠中有三家的人力資源部門是有鮮明的反工會色彩的。因此，這三家跨國企業的人力部門雖然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手段，但是其目的不外乎是從聘僱開始一系列的勞動過程中，預防和削弱工人組織工會和產生集體性的可能。以Storage Ltd.為例，這家生產硬碟的跨國企業從聘僱開始，就鎖定偏遠鄉村中教育程度不高、年輕且沒有工作經驗的女性作為招募的對象。在取得潛在勞工的基本資料之後，透過對於履歷的篩選、面談和筆試等等的過程錄用其理想的員工。而在試用期屆滿之際，還會派員進行身家調查，以每一種方式去避免錄用一個可能同情工會的勞動者，而將工人的集體性拒斥在大門之外。

    透過招募這樣的員工，Storage Ltd. 可以訓練這些年輕女性成為公司所想要的狀態，以便利於之後的勞動控制。除此之外，由於這些女工來自偏鄉農村，即便Storage Ltd. 提供相當微薄的薪資，但是對於這些女工來說仍然是顯著的生活改善而願意留在工廠中。換言之，透過刻意篩選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弱勢的勞動群體，Storage Ltd.可以用相對低廉的成本去打造一個穩定而便宜的Coercive Commitment Regime。

    另外，也有的公司是在菲國私有化外銷出口加工區之際透過加工區開發商以及地方政府的協力下，聯手打造出一個所謂的「工業和平區」，亦即無工會、無罷工的生產環境。從園區設計之初，就以空間配置、進出入管制、場區保全和監視系統等等的配置，排除了工人進行集會組織的可能；甚至地點也都選擇在大城市的近郊，並且鼓勵工廠提供通勤運輸取代宿舍，利用這樣的方式，使得工人盡可能的散居在城市的各地而有最少的機會聚居，已達成防止工人集體化的任何可能。

    除了這些預防措施之外，在廠內也設計了不同於HR的ER部門，除了舉辦定期的員工大會讓員工發表各種意見和營造一種員工有參與勞動決策的假象之外，ER部門也負責解決員工之間的糾紛以及和管理階層之間可能的衝突。透過傾聽抱怨和具體解決個體勞工的問題，ER部門的設置可以個體化每一位勞動者，並以個案的方式處裡一切的糾紛而預防勞工的集體組織的出現；作者稱這種方式為HRM系統。

    不論是哪一種制度，McKay提醒我們都不該忽略國家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以非常長的篇幅交代了菲國近代政治發展史，說明在歷任的獨裁者統治下，菲國政府刻意的不執行其勞動保護相關的法令，並在經濟發展的大纛下，以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跨國企業的進駐。而提供一個相對鄰近國家如台灣、韓國來說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說英文，但是又沒有工會傳統的勞動人口，也成了政府招來外國資本很重要的一個賣點。大體上來說，菲國歷任的獨裁總統和拉丁美洲的獨裁者相比，對於工會有著很不同的態度。

    在拉丁美洲，許多的獨裁政權傾向於視工會為政治上的合作夥伴，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大多採取支持或者至少默許的態度。這使得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都有非常強烈的工會主義傳統。但相反地，在亞洲國家中，獨裁者傾向於壟斷所有的政治權力和組織，因此對於工會的發展採取敵視的態度。

    基於這些高科技產業對於穩定生產的需求和反工會的傳統，菲國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商落地投資，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系統性的打壓工會的發展，並以此來吸引外商。除了興建外銷加工出口區時利用空間設計和地點選擇來排除工人出現集體組織的可能性之外，地方政府還會於廠商招工之際，積極的協辦就業博覽會；甚至以地方官僚系統和基層警政系統提供廠商應聘者資料，協助篩選勞工並且打造溫馴的勞動力。

    在書的後半段中，McKay宣稱要給予工人聲音，探討她們對於這些不同勞動體制的回應。這個部份大致上不脫女性主義者的二元觀點。亦即一方面認為由於女性從事了受薪、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所以女工們得以在工作以外的場域中獲得更多的自主性，但於此同時，也不會挑戰到廠內經理的決策和勞動體制。

    另一方面，則是抱持著另一個傳統提醒女性得到工作賦權的同時，也需要飽受資本主義的深刻剝削。其薪資是資本主義和地方父權論述共謀操作下的產物，不僅微薄且無法支應基本生活開銷。加上種種升遷和工作機會上的性別歧視，McKay認為，只有在Discrete Manufacture 這家工廠的制度中，因為有女性為主體的工會存在，因此不管在薪資、福利、升遷機會乃至於工作權上均較有保障。作者由此主張，勞工是否擁有集體議價的能力，對於改善女性勞動權力和條件至關重要。

    對我來說，本來念這本書是以為他會詳盡的討論來自不同國家的跨國企業對於勞動體制的選擇及其背後的原因，結果他沒有。不過作者是很好的闡述了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國家是如何和私部門共謀，打造一個有利於商業發展但卻對勞動者不友善的經濟環境。McKay很詳細的描述了國家透過哪些手段幫助私部門達到他所謂的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狀態。不過，與其說他重視的企業間勞動體制的差異，倒不如說他真正關注的是企業怎麼採行地方化的策略以遂行其所欲的彈性生產目標。他關注的是企業在地化其勞動體制的過程，因此和我原本的想像很是不同。

    除此之外，McKay提供的四個個案，清一色的都是以女工為主體的企業，這樣的研究對象讓他得以延續過往女性主義研究者對加工出口區的女性勞動狀況進行研究所建立起來的傳統，進一步的討論gendered labor force在不同地區的沿革和變異類型。McKay在書中的確有提到有些工廠有契約勞動者的存在，但是並沒有對此多所著墨。因此，派遣工對於生產部門造成的影響衝擊在這本書中是看不到的。

    最後，McKay強調國家的角色，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影響下，國家並非真的退為了，也不只是對相關限制鬆綁而已。在競逐全球市場的大餅和吸引跨國企業前往投資之際， 國家其實有比鬆綁經濟管制措施更為積極的角色；他認為其實這整個過程並不是一個「去規範（deregulation)」，而是一個「重新規範（reregulation）」的過程。就這點來說，我想我在墨國看到的例子也許也符合這樣的描述。綜合論之，即使這本書討論的主題和我的論文沒有必然直接的關聯性，但是書中對於國家和私部門共謀打造的勞動控制手段有很詳實的描述，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人倒是不妨一閱。

Assembling Women: The Feminization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本書作者Caraway 以多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全球製造業的女性化趨勢進行探討。其研究方法包括對於單一國家進行深度的訪談和民族誌田野調查；跨區域、國家、產業的統計資料量化回歸，以及跨區域的比較研。作者企圖以此討論製造業女性化發生的原因，並以此討論女性進入新酬工作之後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勞動環境是否發生任何的影響。
    Caraway指出，過往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在討論產業女性化的現象時，往往都淪於只處理到表象，諸如將女性的就業和勞動密集產業以及外銷導向經濟政策的制定進行因果性的連結。作者認為其實產業發生女性化（或男性化）的原因其實更為複雜，而且有著區域、國家、產業、勞動中介機構角色以及女性勞動力供給等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其中的任一因素都有其影響力，而沒有任何一個是具有決定性的。
    Caraway以印尼的紡織、汽車、板材業的女性狀況為例，指出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種產業之中，產業的女性化與否甚至有著廠際之間的差異。而隨著產業發展的軌跡、經理人對於當地性別觀念和工作職位的結合，乃至於女工在勞動現場的存在與否等等諸多因素，其實都影響到了一個廠是否發生女性化因素。換言之，作者的批判和提醒在於，她認為我們不該用單一的歸因來理解女性化於產業中發生與否。
    除了印尼的資料以外，在書的後半段章節裡，Caraway用跨區域、國家、產業的資料來討論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的軌跡。她指出政府和工會作為勞動中介機構在不同國家中扮演的政治經濟角色對於產業女性化與否有著重要的影響。當國家的經濟政策鼓勵勞動密集的外銷導向產業時，產業的女性化比較有可能出現；Caraway對此的解釋是由於勞動密集產業往往面對比較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經理人會有較大的動力去改善其生產力；而性別化生產在許多區域裡都被是為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所以女性化較有可能在這些產業中發生。
    相反地，資本密集產業面對的是一個寡佔、低競爭的市場，經理人比較缺乏動力去進行生產力的改善，因此即使在這些產業中如果女性化發生將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省人事成本因為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高技術、教育需求的產業中反而比較顯著，但是即使是這樣，女性化也往往很難發生在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之中。
    除此之外，Caraway也指出，工會的政治經濟角色以及集體議價力量的強弱，也決定了女性化發生的可能性。她以拉丁美洲、東亞以及東南亞的跨區域資料進行比較說明此一論點。在拉丁美洲，由於民粹主義的長期影響，使得這個區域的工會普遍的跟政黨有著較密切的關係。在一國政治經濟發展中也有較為活躍的位置和影響力，這種國度裡，多為男性所把持的工會對於產業的女性化往往構成阻力，因此產業女性化在這些國度中較難發生。
    而東亞國家諸如韓國與台灣，由於民主化前的獨裁政權傾向於將工人視為政治上需要統治鎮壓的對象而非可以結盟的夥伴，因此工會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甚微，其產業女性化的程度因此較高。即使在民主化之後鬆綁了對於工會發展限制，但是大體上來說對於工人的態度以及國家和勞動階級的關係依舊維持不變。東南亞國家的狀況亦然，即使政府沒有對於工人有如東亞國家一般的敵意，但是工會對於女性化阻擋的力量一樣薄弱，因此東亞和東南亞相較於拉丁美洲有著較高的產業女性化程度。

    Caraway以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態度架構這本書中一些隱藏的論點。比如說她認為中亞國家的女性就業率低並不全然是因為伊斯蘭教義對於女性就業的限制使然而另有其他原因。她以同為伊斯蘭教的印尼為例，指出當外資有大量勞動力需求時，這些文化障礙自然就會被經濟區力給移除；換言之，Caraway的分析框架裡頭，文化也許是相對來說最不重要的角色。
    這樣的思維也可以從她相對粗糙的文化分析中看出。在她對於印尼當地的性別觀念進行分析時，她以印尼語中的一個詞：Kodrat說明性別分工。Kodrat這個詞彙指涉了男女性與生俱來的特質，她以這個詞彙說明當地管理階層是如何把性別論述和工作職位相互扣和，並且以此為佐證說明印尼工廠內的工作安排是一種性別化的產物。
    然而，這個分析方式可說是女性主義研究者在工廠研究中一個典型的進路：找到一個地方上的性別詞彙，宣稱這個詞彙對於理解工廠內的性別安排扮演著關鍵的理解角色，我們必須由此來了解廠內的性別狀況。某種程度上，這和強調key symbol的是我們理解一個文化的唯一鑰匙的象徵人類學是相似的；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類同，這所謂的key symbol如何選定往往都有著過於武斷的可能性。Caraway的這個研究為例，為何是Kodrat而不是其他的觀念左右的性別安排？對此，Caraway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做出任何說明。
    對於這種分析進路，我以為最嚴重的問題是出在這樣的分析架構是研究者的選擇而不是經理人的選擇。即使Caraway宣稱印尼當地的經理人都有充分且完整的對於工作位置和性別配對的藍圖，但是這並不表示每個經理人都對kodrat這個概念有充分的理解；即使是當地經理都未必有此語言和文化理解的能力，更遑論外資工廠中，角色重要、位階權力高並且佔據決策最終裁決者位置的那些外籍經理了。
    因此，雖然作為一本更加細緻化的歸因產業女性化在不同區域、國家和產業間各自出現和不出現原因的研究著作，Caraway的這本書的確成功的深化了我們對於製造業女性化原因的理解。然而某種程度上來說，她還是沒有跳脫出女性主義研究者過去在工廠研究框架的窠臼。

Patriarchy on the Line: Labor, Gender, and Ideology in the Mexican Maquila Industry. By Susan Tiano

    這本書說是一部翻案研究，Tiano 在這本書理進一步的細緻化了Maquiladora Study中對於勞動力組成的理解，同時也修正了過去對於女工的一些顆版印象或者是對於現象成因解釋上的謬誤。她以Mexicali作為資料收集地，用量化的方式來說明勞動組成的改變。

    首先，在文獻回顧的部份，Tiano先將過去的研究成果分成兩派：一邊是 The Integrated Theory，這一派的人馬主張資本主義的進入和邊境的工業化創造了大量正式經濟部門的工作機會、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並且提供給女性工作機會使得女性有機會進入正式經濟部門的職場，也提供機會給她們脫離家戶的父系威權的控制。綜括而論，這一派的看法著重在受薪工作對於墨國女性在性別位置和分工上的正向影響。

    而光譜的另外一邊則是 The Exploitation Theory，對於剝削理論的研究者來說，資本主義的進入以及邊境的工業化並沒有真的解放了女性，相反地，資本主義以本地的父權意識形態作為工具，提供了女性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薪資；亦即，女性收入總是家戶中的輔助性收入，而男性的收入才是一個家戶中的經濟支柱這樣的刻板印象。跨國企業利用這樣的刻板印象來壓低女性的收入並且達成節省勞動力成本的目的。因此，女性在這個邊境工業化的過程中，雖然進入了正式經濟部門，但是其地位並沒有在這個過程中有所改變，而既有的父權體制結構也沒有因此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除此之外，使用本地家父長制的權力結構去管理女工的管理策略在這些跨國工廠裡也是很常見的。

    Tiano認為，這兩派的看法未必是全然衝突與互斥的，她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和父權是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不完全整合狀態。一方面資本主義運動父權架構去控制女工，並且以壓低勞動力成本；但另外一方面，受薪工作提供了女性經濟自主的機會，這樣的經濟獨立性會損害家戶內的父權結構。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父權意識形態會透過更嚴格的管束女兒、妻子等家戶內女性成員外出工作或者經濟自主的程度，來達到對資本主義造成的破壞的彌補。這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即使Tiano筆下的不完全整合的運作狀態。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女性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真正的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與性別分工，即使有也僅是片面的。換言之，Tiano認為 The Integrated Theory 和 The Exploitation Theory 之間並不是互斥的，二者只是強調了資本主義和父權體制之間拉扯的不同面向而已。

    除此之外，Tiano也指出，以Mexicali為例，真實的勞動狀況和過往的研究相比就更為複雜，過去的一些解釋也可能有所謬誤。舉例來說，過往的研究指出，隨著邊境工業發展計畫的擴張，Maquiladora-Grade-Worker-- 年輕、單身、教育程度相對高的女性-- 逐漸無法滿足勞動市場的需求，因此許多的邊境工廠轉而雇傭已婚或者單親、年紀較長且教育程度較低的女工。除此之外，關於 Ideal Worker的論述也隨著這種雇傭策略的轉變而開始轉變。過去認為年輕、單身且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對於工作的配合度高，且因為教育程度高也相對好訓練，加上年輕涉世未深缺乏組織工會集體議價的經驗因此也較容易規訓。然後隨著勞動組成的改變，當前的觀點開始認為單親或者已婚的媽媽因為經濟壓力關係而對於工廠的各種要求較為配合，也因為這個原因而不容易離職或者缺工；對於離職率始終高居不下的邊境工廠來說，這是一個相對理想的雇傭群體。

     Tiano同時也透過統計資料指出，過去總是認為Maquiladora的發展帶動了邊境城市的經濟發展並且形成一種拉力把女性拉入正式經濟部門這樣的看法很可能是錯誤的。統計資料指出早在邊境工廠開始發展之初，邊境城市的服務產業就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而且女性勞動的歷史其實可以回溯到更久遠之前，這表示了即使邊境工業計畫的確有助於邊境城市的經濟發展，但是也就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而未必是主力。這同時也帶出了另外一個討論：因為邊境城市往往具有相當規模的服務產業，因此女性就業的選擇性較諸過往的邊境工廠研究者所說的還要廣闊了許多，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研究者認為 Maquila-grade-worker的缺乏是因為邊境工廠蓬勃發展導致供不應求的解釋很可能是錯誤的，這些年輕的女性不是不存在也未必是數量不足，純粹只是因為他們在勞動市場上具有較多的人力資本和優勢，所以選擇了更為理想的工作環境。
 
    雖說這本書裡面的提供的資料與觀點都是在2000年左近的時候的邊境狀況，因此很多的觀點到了現在也都還是有修正的必要，不過我覺得她的切入和觀察對於更細緻化的理解邊境工廠的發展乃至於和邊境城市的各種產業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不過這本書相對來說比較算是要對於邊境工廠研究略有涉獵，對於發展到2000年左右時的理論脈絡略有掌握之後再來念會比較有效果的書就是了。